红军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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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通信战士的摇篮----曾三
时间:2014-10-27 11:12:10 供稿: 浏览:180

    1930年5月,受党的派遣,我和伍云甫在上海的小亭子间,跟张沈川学习无线电收发报技术。当年10月学成后,分配到同香港南方局通报的电台工作。不久,香港电台遭到破坏。1931年1月,组织上决定要我筹建新的电台,准备直接同江西中央苏区通报。后来,中央又决定派涂作潮、伍云甫和我到江西中央苏区去。在这前后,中央还派喻杰生到湘鄂西根据地,派宋侃夫、王子纲、蔡威等到鄂豫皖根据地,去开展无线电通信工作。大约在1931年春节,我们3人从上海出发,由党内交通员护送,绕道香港、汕头、福建,走了1个多月,于1931年3月到达江西中央苏区宁都的青塘。
      这时,红军通过第一次反“围剿”缴获张辉瓒师电台,已经建立了第一个无线电队,并且开办了第一个无线电训练班。
         
      到苏区后,我们就想方设法与上海党中央进行无线电联络。离开上海时,李强告诉了我们联络的方法,双方规定好联络波长、暗号和时间。当然,这些全靠脑子记,身上不能带任何书面东西。到江西中央苏区后,因缴获的电台功率太小,一直同上海联络不上。第二次反“围剿”的前夕,逼近我军的国民党28师有一部功率为100瓦的电台,它的呼号是“XN5”,声音很响亮。我军司令部的同志和我们就议论:在第二次反“围剿”作战中,一定要把这部电台夺过来,好尽快和党中央沟通联络。1931年5月间战斗开始后,我们在机上特别注意监听敌人这部电台的声音。果然,在战斗打响几个钟头之后,就听到这部电台呼叫“SOS”(求救信号),不久就“哑”了。这次战斗敌28师被我军歼灭,这部电台被我们缴获了。后来,我们就是用这部大功率电台同上海党中央沟通了无线电联络。
         
      我担任了与中央通报电台的政委。在第三次反“围剿”的行军转移中,我们每天都坚持架机工作。1931年9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党中央的电台和我们第一次沟通了。首先听到上海中央台信号的是刘寅,他高兴地立即把这消息告诉我,我上机后发了一份密码电报去。这是江西根据地同上海党中央的第一次无线电通报,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啊!在这个令人无限兴奋的历史时刻,我们全台同志都沉浸在无比的幸福欢乐之中,大家互相祝贺,忘记了一切疲劳。记得当时有同志问我,和我们通报的上海台的报务员是谁?为了保密,我自然只能以微笑作答。从此,我们和党中央便用密码经常联络了。不久,中央根据地又同鄂豫皖根据地和湘鄂西根据地的电台沟通了联络。1932年。又从中央根据地派电台到湘鄂赣和闽浙赣等根据地去,初步形成了中央根据地同各根据地的无线电通信网。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对无线电通信的要求更迫切了。在培养无线电通信人员方面,我们党是非常重视的。一是在白区吸收知识分子学习,然后输送到苏区,如在上海、莫斯科都培养了一些,这个办法很重要,但人数较少。二是将作战中解放的技术人员为我所用。经过苦口婆心做工作,千方百计地把他们留下来,优待他们,争取他们。另外,有一批起义过来的同志.1931年12月国民党26路军在宁都起义,有40多名通信人员参加红军。以上这些人员毕竟数量有限,不能适应革命事业发展的需要,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通信人员的来源问题,还是要靠自己训练,使工农出身的红军战士掌握通信技术。
         
      我军无线电技术人员训练班很快就由一个发展成为几个。1932年在瑞金发展为军委无线电学校(1933年改为通信学校),我兼任该校政委,校长是刘光甫。我在学校里先是教无线电收发报技术,当政委以后,就主要做政治工作和党的工作。到1934年,学校的学员已发展到1000多人,分8个队,1个无线电队,1个电话队,5个司号队,1个旗语队。
         
      1933年通校在坪山岗举办了一次小型的无线电机器展览会,在展室的前言上有几句话:一个红色的技术人员,一定要做到3个条件:政治要坚定、技术要精明、体格要健康。当时,红军中流行一支歌,谱子很好记,就用这个谱子唱前言中的那几句话。1936年,在瓦窑堡时,经请示上级同意,便把这首歌定为通校校歌。
      从此,政治坚定、技术精明、体格健康就成了训练通信技术人员的基本要求。
         
      红军通信学校的学员,大都是政治机关的青年干事、指导员、党或团的支部书记、宣传员和司令部门的通信员、侦察员、司号员等,他们大都是部队的优秀青年,也有少数是由地方上自愿参军的。江西老表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学校来学习,表现了他们对共产党和红军的无限爱戴和信任。有的孩子年龄太小,我劝他们过两年再送来,他们就拍着孩子的头说,在学校里一边学习、一边就长大了嘛!除了电话队有些年龄较大的学员以外,其他都是些十四五岁到十八九岁的青年。教职员工的年龄也不过20多岁。学校呈现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
         
      红军通信学校学员的文化程度,以无线电队的为最高,但也只是初小毕业和高小肄业,或者在红军里学过两三年文化,能写写墙报。学无线电,必须学习英文和数学,学习期限又只有6个月,困难是不少的。但是由于这些青年非常努力,绝大多数都能按时毕业。一些从国民党军队过来的教员看了我们的教育计划直摇头,担心学员们学不好,但是最后都对学员们的成绩感到信服,他们惊奇地赞扬说:“红军战士,这样低的文化程度,能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就掌握了这一复杂技术,真是奇迹。”
         
      红军通信学校的学习条件是很差的。校舍是群众让出来的一些房子,东一间、西一间地住着教员和学员。床是用石块和砖头垒起“腿”来,搁上两块木板做成的。住在楼上的就把稻草铺在楼板上。每人只有一条布“毯子”,通常都是两个人共睡一床,以便垫一条,盖一条,冬天就再把棉衣盖上。好在江南稻草很多,能保暖。夏天的夜晚,蚊子多得很,除了受优待的教员有蚊帐以外,大家都只能用艾蒿一类野草烧烟驱赶蚊子。这样仍免不了蚊子叮咬,影响睡眠,但第2天还照样抖起精神上课。教室里的桌子、凳子很少,多数是用几块石头架起一块木板来当桌子用,坐的也多是石头和蒲团。
         
      由于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封锁,物资供应非常困难,学习、办公用品很缺乏。没有纸张,就用当地产的竹子自己造毛边纸用。油印教材缺少蜡纸,校长刘光甫想了个办法,把毛边纸放到大米汤里过一下,晾干以后当蜡纸用,那种“土蜡纸”还真能印不少份。毛笔、土墨虽然能买到,但是学无线电的同志练习数码和英文用的铅笔和钢笔就难搞到了。大家从书上看到外国人从前把雁翎削成笔尖,沾水写字,就学着利用竹片或鹅翎削尖了做钢笔。如果分到一个钢笔尖,那就会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它,用了必擦,不让它生锈,用坏了还要磨磨、修修再用。为了节约铅笔,每个班都专门开会讨论,研究削铅笔和用铅笔的方法。一支铅笔用到只剩二三厘米长还舍不得扔掉,削两片竹片夹着铅笔头,用线绳拴牢继续用。那时没有电灯,也买不到煤油,就用燃烧的松枝照明,满屋烟雾。为了保证教学,有时就用苏区自己炼制的樟脑油。这种油很贵,1桶樟脑油的价钱相当于10桶煤油,可见当时领导上很重视学校的工作,舍得在培训学生上下本钱。 吃的也是比较差的。粮食限量,每人每天l. 5斤,菜金3分。食盐很缺,每人每月只有3钱。1933年,我们自己种菜、喂猪、养鹅、打柴,生活得到了一些改善。到了1934年粮食供应困难,不少同志吃不饱,就采取分配包干的办法,每人用小蒲草包蒸米饭,包上挂个牌子,写上自己的名字。所以大家都很注意计划用粮,节约用粮。食盐也省着用,到长征开始时,每人保存了一小包食盐,这可是宝贝,过草地时,就派上了大用场。     分得1角或几分“伙食尾子”的时候,党团员们总是立即交两枚铜元的党费、团费,再交一枚铜元的“互济会”会费,剩下的就买牙粉、牙刷和针线,有的买2两麻搓绳子打草鞋。
         
      生活条件虽然差,但文娱活动开展得十分活跃。学校有俱乐部,各队有“列宁室”,有墙报、棋子、乐器。全校只有一个篮球.但常进行比赛。晚会也常开,晚会上有唱歌、猜谜语、讲故事等几种节目,有时就来个捉迷藏。每逢春节,就同群众一起敲锣打鼓,跳跳唱唱,热闹几天。说老实话,那时候我们一心要学好本领打反动派,对于这样的文娱生活已经很满足了。
         
      学习是很紧张的,但是大家都很愉快,很努力。生活虽艰苦,但是都知道学习的目的。青年们有意见就说,有错误就改,满腔热忱,积极要求进步。闹情绪,不愿学习,违反军纪、校纪的现象极少。分配上前线正合心意,决定留后方工作也没有大的意见,对工作挑肥拣瘦的现象是没有的。把生长在农村的青年、同敌人拼过明枪明刀的战士调到国民党统治区做地下工作,尽管他们没有思想准备,但都毫无保留地服从分配。在上海为党的事业牺牲的李白,就是一个代表。
         
      就是这样一些纯朴、热情的革命战士,通过勤奋学习,很快掌握了无线电通信这一专门技术,成了通信工作的骨干。有不少同志毕业后担任了队长、政委或指导员。直到今天,他们中还有很多同志在通信战线或其他战线上担任着重要的领导正作。红军通信学校是一个革命的大熔炉,它培育了我们党最早的一代通信战士。红军通信学校的名字,永载我们党的革命史册。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我带着红军通信学校的学生们和一个运输大队,也踏上了这史无前例的伟大征途。

                                                     (1984年6月)


      [选自《通信兵回忆史料》(1),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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