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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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路上的通信学校----秦华礼
时间:2014-10-27 11:12:09 供稿: 浏览:326

长征路上的通校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发起嘉陵江战役。那时我在三十一军,组织上调我去通信学校学习。我到学校比较晚,邓国军、刘继明、胡正光等已到了学校。我去之后,还有一批学员陆续来。能被选到通校学习是很光荣的,因为入校审查相当严格,要挑选出身好,政治上可靠的党、团员。比方我吧,就是先经师政治部审查,又经过三十一军政治部审查,才选送到通校来的。学校共有30余人,组成一个排,我当排长。和我在一个排的有杨太奎、李福荣、冯国焘,还有个姓黄的同志。学习的科目主要是报务、机务、英文和通报用的缩语。

   1935年6月,一,四方面军会合以后,两个方面军的通信学校就合并在一起了。校长是刘光甫,教员有刘寅,沈毅力,兼课教员有李世俊、王玉恒,岳夏(罗若遐)专教英语,政治课教员是刘振堂。通校里还设有一个高级班,学员有聂鑫、郭龙飞、刘周映、钟明江等。

   通校的生活是紧张愉快、生龙活虎的,也是艰苦的。我们都是穷孩子出身,文化程度很低,学习条件也差,大部分时间都在露天上课。可我们学习的劲头可足了。例如学英文字母,我们以前见都没见过,可是不到一星期我们就背熟了,还学会了拼音。因为大家都知道学习的目的性和重要性,有学以致用的紧迫感。大家发明了很多学习方法,把学习同各种活动结合起来。集合报数时,我们规定必须用英语,one、two、three……晚饭后做游戏,也用英文字母和数字,行军体息时,两人编一组,互相提问、背诵。这样一来, “土包子”学洋文,学得也满有兴趣,卓有成效。报务训练没有器材,就连代用的木头电键数量也很少,30多人只有6个,我们就竖起大姆指当电键练,这种肉电键还真方便,行军中也能边走边练。训练用的电池都是前方电话队用完了送到后方来的废品,但这也难不倒我们,我们把锌皮捅上几个洞,放在粗毛竹做成的竹筒里,用盐水泡起来,没电的电池就有了电,而且还可以用很长时间,大家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麻子牌”电池。铅笔、纸张也很少,一个月只发一支铅笔,为了节约用笔,沈毅力教员专门给我们上了一堂“怎样削铅笔”的课,告诉我们只准削掉木头,不准削铅,抄报时要把铅笔来回转着用。纸每人只发一小块,留到考试时才准用,平时练习抄报用的是打土豪时从地主家抄来的古书,以及打仗时缴获的敌军文件。

   机务课主要由刘光甫讲,他不讲理论,因为我们听不懂,就只讲他个人维修、维护机器的实际经验,例如,机器有了什么毛病,会出现什么现象,怎么办才能修好等等。他讲,我们也只能带着耳朵听,因为文化程度低,都不会记笔记。他讲的那些经验,后来我们在工作中确实都用上了。我们在听课的基础上,还学习装机器。练习装配机器的零件象电容、电阻、变压器等都是缴获敌人的收音机后拆下来的,平时都交由学员自己保管。我们把这些零件当成宝贝一样,小心收藏。我们学习装配的是哈特莱发报机和三灯收报机,发报机用两个31管,收报机用三个30管,都是美国RCA公司生产的。学习装配的方法也是独特的:把地面铲平弄光,用棍子在上面画个图,然后在图上摆好零件,知道哪根线怎样连接。用现在的话讲,就叫布线。再进一步就是用木头板去摆,把线绕上就行了,不必焊接,摆好由教员检查,接上线用电表量一量,通了就行。那时通校只有一个150伏的电压表。第一个装好量过拆掉,下一个人再装。就靠这样简陋的条件和近乎原始的方法,我们全都学会了装收发报机。

   我们学习收发报也抓得很紧,只要有一点时间,即使是行军休息一个小时也要上课。还要学习文化,规定每人每天识两个汉字。行军时,每人的背包上挂个小木牌,上面写上两个汉字,前边的人走,后边的人就学。这种“行军课堂”还真是咱们红军的一种创造呢!就这样,我们毕业时的成绩还不错,我发报一分钟可以发到140个电码。

   由于前方急需报务员,我们提前毕业了,8个月长征路上的通校生活,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

 

在红四军电台

   从通校毕业后我被分到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电台工作。四军军长陈再道,政委王宏坤。那时,电台已比较多了,有的军有一部电台,也有配备两部电台的。电台一般不固定,需要时临时派遣。我去的是第六台,六台台长是一方面军来的,叫朱忠春(抗战时在三八六旅,1942年牺牲),我是副台长,黄萍是报务主任,还有报务员钟明江、刘周映。七台在三十一军,台长周维。

  长征到甘南时,我们四军和三十一军在三十里铺被敌人包围,电台差一点丢了。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张国焘原来命令九军、三十军、四军,三十一军、五军都过黄河,前面九军、三十军,五军都顺利地过去了,我们四军、三十一军正在离黄河64里的三十里铺休息,突然敌人包围上来,空中还有几架飞机,四军独立师从前面退了下来,我们经过4天4夜行军,疲劳的要命,敌人突然进了村子,形势非常紧张,我和几个通信员、运输员背着机器顺着公路向黄河方向跑,到天黑时,我们电台上的人都到齐了,1个也没有丢。我找到了四军第十师师长,要求电台跟他们走,他说负不起责任,不敢接受。后来又找到师政委陈锡联,他坚定地说,派一个连保护你们。黄河已被敌人封锁,过不去了。这样,经过1天1夜的行军,我们才找到了四军军部。

   十师师长为什么不让我们电台跟他去呢?因为红军时期电台是最宝贵的,如果丢了一个电台,指挥员就要被撤职。那时电台受到特别照顾,例如部队行军,其他人不能随便插队,但电台可以随便插队。因为经常是电台工作完了部队都已出发,我们要很快赶上军部,所以我们骑上马可以随便穿行。那时对电台人员的要求也是很严格的,若烧坏一个真空管就要关禁闭,因为这些东西是有钱买不到的。对电台上的技术人员在生活上也给以优待,发给津贴费,红军自己培养的报务员十个月给3块现大洋,解放过来的技术人员给的更多,沈毅力是60块,刘光甫是100块,以后他们都要求减少。另外电台还给5块钱的夜餐费。过草地时,我们电台跟着陈锡联,他每天晚上都到电台来一次,当他知道我们没有东西吃时,就赶快想办法叫警卫员弄点酥油送来,由于首长在生活上关心,所以电台上的同志工作很安心,积极性也很高。

   1936年12月,部队到达陕北,这时四军成立了电台中队,中队长李白,有两部电台。三十一军只有一部,台长周维,报务员刘泮林、何维信。西路军过黄河后处境困难,为策应西路军组成了援西军司令部,刘伯承为司令员,我们电台随队西征。从陕西三原出发到甘肃镇远县一带,电台集中了,除四军、三十一军的电台外,还有跟司令部的电台(台长李景瑞),共有4部电台,这时电台既要侦察又要通信。记得我们的电台负责和第八台联络,对方人员是徐明德、曾庆良。西路军失败后,我们部队就返回电子镇训练。不久,李白调走了,当时不知他到什么地方去了,解放后到上海才知道他在上海解放前夕牺牲了。

 

抗战初期的一二九师电台

   1937年夏天,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四方面军的第四军、三十一军编入一二九师。抗战开始时,1个电台跟刘帅走,我是跟张浩走,三八五旅、三八六旅各配一部电台。我们这部电台有朱忠春、我、黄萍和钟明汪。部队过黄河到山西,入太行,到了昔阳,又在阎锡山那里搞到几部电台(发信机两个19管,收报机三个30管),这时师部有了3部电台,师部台番号是G一180。我那部台的番号是F一156,还有1部台G一171。这时三八五旅电台队长是李耀渲,三八六旅电台队长是朱忠春。师部三科长姓吴,周维是电台中队长。

   到太行以后,由于电台发展迫切需要报务员,于是就调了一些红军战士由电台自己培养,共培养了十一二个人。后来发展的更快了,每个团都配有l部电台。1939年春成立了通信教导队,王志青任队长,指导员是贺伯升,学员有100多人,有从地方招收的,也有从部队来的。金志宏、曹泽远,刘风城等都是这个时候培养的。

   后来,师司令部成立了四部电台,分别跟师长,政委、参谋长,有时也跟政治部主任。我那部台和G一17l台固定在司令部,其它电台是流动台。1939年成立晋冀豫边纵队司令部(司令员王树声,政委黄镇),我带电台到了边纵,那里又发展了几部电台。到1940年,师部有四部台,三八五旅两部,三八六旅两部,再加上边纵共有十几部台。由于电台增加,1940年成立了通信营,营长刘俊英,三科长周维。

   战争年代,我们的高级首长对通信、侦察都非常关心,对电台人员要求也特别严格。在百团大战时,我这个台有段时间跟刘伯承。打仗时他总是亲自指挥电台,给电台打电话一定要队长亲自去接,任务交代得非常具体,而且还让通知对方电台立即回电,他在这里等着。我们那时工作,一干就是一个通宵,特别是同中央军委通报,一叫通首先就是Pse,0ld,hd,0n,K(请老手上机),而且报特别多、特别长。陈赓也非常重视电台。打起仗来,他每天要去电台好几次。经常在半夜还要来电台看看,有时我们的烟抽完了,他看到后马上叫警卫员去拿,他自己虽然不抽烟,可是专为电台准备烟。所以大家工作尽管十分艰苦,心情却特别愉快。但完成任务不好时,也要挨批评。

   后来,缴获的电台数量多了,为了保密,使敌人不易侦察出来。对缴获的机器都要重新组装。我们组装的都是些两瓦半机器,用干电池。这种机器夜间同延安通报效果非常好。以后又有了15瓦手摇发电机,是延安派人从香港买来的。我们自己装机器为克服器材上的困难,想出了很多办法,烙铁是自己做的,焊锡用的是地主家的锡酒壶,化掉以后就可以用,松香到山上松树上面挖,电池是用手电筒电池自己焊接,这样装的机器效果蛮不错。有时机器出了毛病也弄不清什么原因,可是一捅就好了。用3l管装的发报机,规定只能用90伏干电池,不能用15瓦手摇发电机。有一次我们的70管因失效根本不能用,为了不停止通信,我就用手摇发电机慢慢试用31管,结果不但能工作,而且声音还很好。有一次天线丢了,就用电话线去代替,隔电板用木板做,再用牛油一煮,用起来也很好。在器材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就采取这种逼上梁山的做法,克服困难,顺利地完成了通信任务。


注:本文摘自总参通信部【红色摇篮----中国工农红军通信学校历史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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