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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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过敌占区----陈珮亭
时间:2014-10-27 11:13:19 供稿: 浏览:255

    1943年5月的一天,科长熊梦飞找我谈话,决定调我去睢(县)杞(县)太(康县)独立团电台工作。因无思想准备,故颇感突然!
    入伍后,从未离开过部队,今要从皖东北的洪泽湖边,化装经敌占区到豫东,对一个毫无社会经验,连火车都未见过的小青年,困难确实不少。

    任务明确后,科长令我抓紧做准备工作,并说:“很快就要走。”由于拍“良民证”的照片和到供给部做便装,领导已妥善安排,所以,我并无忙碌和紧张之感。

     三天后,师政治部主任吴芝圃把我叫去,先询问我思想准备情况,接着指出:路上可能遇到的困难要有充分思想准备,并作好应对办法。首长特别提到:“你是从睢杞太独立团入伍的,那里的情况较熟悉,要为巩固、扩大家乡的抗日根据地努力工作。”

     肩负着党交给的光荣使命,在首长的关怀和鼓励下,科长谈话后的第五天,就依依惜别领导和亲密的战友,随地下交通李大伯踏上征程。

     离开师部(驻陈店子),穿越敌区、封锁线,经一天行程,抵三军分区——4师9旅活动的邳睢铜抗日根据地。紧接着用4天的时间做好了乘火车前的一切准备。我们化装为黄泛区贩运粮食的小贩,选择距根据地最近的赵墩车站,分区派人把我们护送到车站近处,二人各扛一袋60公斤的高粱,顺利登上西去的火车。

     这是一节敞车,里面竖立着许多装满粮食的口袋,中间席地坐着五、六个贩粮人。听他们说:此节车厢是专为河南黄区的难民加挂的。得知我们也是黄泛区的,表现极为热情友好。我不了解行情,就尽量避开和他们交谈,一切由李大伯应答。经验丰富的李大伯,巧妙而自然地主动告诉他们:“我这位表侄,初次出门,年轻人不懂事,不会讲话。”我也就借此远离他们,靠角落坐下,低头不语。

    下午2时许,天不作美,下了阵雨,又不便下车买吃的,车运行起来,风冷肚饥和心情的高度紧张交错一起,企盼着尽快到达目的地。

     近黄昏抵民权车站,出站后李大伯从亲戚家借一独轮车,我推他拉,走了6公里到达他家,但紧张的心情仍难以平静。因为离开部队,在心理上就失去了平衡和安全感。原计划在李大伯家停留一天,再送我去杞县北抗日游击根据地找部队。当天晚上,在地方工作的余同志(名字记不起)亦到李家,而且我们是前睢杞太独立团训练班的同学,他翌日即返。李大伯征得我同意后,就委托余同志带我去找部队。

     由于情况的变化和我找部队心切,以及考虑问题简单,对于途中可能发生的情况,我们未进行研究。经尹店镇南门外西行时,约有10余名伪军散坐在寨门下休息,幸未引起他们的注意。如果被他们盘查,麻烦就难以想象了!对此我有点害怕,也悔不该跟他去找部队。因为,他曾是一名经不起艰苦环境考验的逃兵。幸运的是,下午顺利地找到了杞县县北办事处(地方政府),并得悉团部在县南活动。余同志把我交给办事处刘振邦主任后即离去。

     随办事处活动6天后,刘主任令一干部去团部公干,责成他将去县南的七、八个人组织起来,并明确交待,要他把我送到团部。经一夜长途跋涉,上午10时左右找到了团部,他带我至政委李中一处报到。政委询问路上的情况后,予以亲切安慰。他说:“电台仅队长一人,来的正是时候。”我将师首长委托我们带来的2万元伪币(敌占区流通的货币)交给政委,他感慨地说:“黄泛区老百姓生活很苦,我们经济非常困难,这可给独立团解决了燃眉之急。”政委接着给我介绍了本地区的概况,令警卫员将队长陈德智请来,经政委介绍后,就跟队长去了!

     经半个月的辗转奔波,一直紧张不安的那颗心,终于平定下来,且大有漂泊归宿之感!

      睢杞太抗日根据地,是1938年夏,由吴芝圃同志领导的抗日武装所创立。后与彭雪枫同志率领向豫东敌后挺进的部队,经此地相汇合,进行整编后,继续向豫皖苏边进发。睢杞太抗日根据地,一直为我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坚持着。

     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之前,就调动顽军81师,不断向该地区进行磨擦,为团结抗日,以蓝桥为团长、孔石泉为政委的睢杞太独立团(我入伍就在该团),奉命东调,于1941年1月到达豫皖苏边区。此地区,由留下的2个主力连队和3个县独立大队,在地委(书记韩达生同志于1941年4月牺牲)领导下,坚持游击战争,并逐渐发展壮大,又组建了睢杞太独立团。   

     1943年2月,日寇对睢杞太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独立团团部被包围,突围中部队被冲击溃散,政委唐克威在敌人追击难以逃脱情况下,饮弹自尽。电台队长和二名报务员下落不明,仅报务员余永明一人逃出。电台由班长李志荣背出,掩藏在黄泛区一无人村的一家厨灶里。独立团便失去与冀鲁豫军区和新四军第4师两个上级机关的无线电通信联系,在此背景下,我被派往那里工作。

     离开4师时,科长拟订了双方电台呼号、波长和每日定时联络时间,要我牢记。最使我担心的则是怕收、发报机有故障,而无能修复。未曾想到,队长陈德智已从冀鲁豫军区到达有日,而且当天我上机就和4师电台沟通了联络。

      这部小型电台,发报机用二只71A真空管的哈脱来线路组装成,收报机是三只30真空管的三回路线路,干电池电源。用它始终保障着活动在黄河以东的睢杞太独立团和上级的通信联络。任凭环境异常险恶,在团首长的关怀下,电台全体同志同心协力,较好地完成了党所赋予的任务。

    1944年3月中旬,接到调回新四军第4师的命令。团长张刚剑、政委李中一先后找我谈话,给以多方鼓励。尤其是张团长,更是关怀备至。先将地下交通王荫林同志找来团部,交待送我的任务。然后,又把我们交给敌工股长段琴堂,要他负责为我办理“良民证”和送我们上火车。在将要离开团部,向团长辞别时,他看我的大袍较旧(部队全着便装),就脱下他的和我交换,我面有难色心不忍。他以命令的口气,很严肃地说:“快脱下来,就穿我这件走。”当时,我感动的热泪盈眶,却讲不出话来。回到电台,我几乎哭出声来,队长甚为吃惊,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为便于潜入敌据点开展工作和搜集情报,敌工股通常皆单独活动在杞县北靠近陇海路南侧的地区。我们到达后,就着手为我解决“良民证”。先送我到内黄县(现划归民权县)车站伪中队长(地下共产党员,姓名记不起了)处,经一周将照片拍成,几经周折,半个多月始将“良民证”办妥,在内黄车站把我们送上火车。

    王荫林同志是经验丰富的地下交通员,为确保途中安全,特将夫人带上,这样,我们化装为黄泛区逃荒的灾民就更逼真了。

    登上火车后,麻烦接踵而来。先是黑狗(着黑制服伪警,老百姓管叫他为黑狗)以查票为名,行勒索钞票之实。抵徐州后转车时,旅客滞留站外数以千计,混乱不堪。伪警在进口处,手握大棒阻止旅客进站,有的竟被打得头破血流。我们在外围一直观察至黄昏,亦未搞明白究竟为什么不让进站,只好住宿过夜。

     翌日晨起即去车站,广场上人众依旧,伪警打人凶狠如昨.直至午后,始有少数人进站。我们在焦急中继续观察和分析情况,突然,使我们眼前一亮,原来伪警是要买路钱啊!我和王交通同时看到,谁给伪警钞票,谁就可以进站。我们二人商定立即行动,我在前向入口处冲挤开路,他保护着夫人随后跟上。经过一番左推右拥,在将要冲到前面时,我把钞票拿在手上半举着,径直走向手握大棒的伪警小头目。距他五、六公尺远时,非但未遭他的迎头棒,反而微笑着迎我来了。我欲把钞票给他,他佯作视而不见,并不接钞票,而是侧身靠近我,低声说:“快装呀!”我将5元钞票塞进他的口袋后,就把我排在人口处的第一人。当稳定一下情绪向后看时,不禁大吃一惊,王交通夫妇未跟上来。我正在考虑如何去接应他们时,王荫林同志满头大汗挤上来了,我就立即迎过去。伪警看他未给钞票向前冲,欲举棒打来。此时我已至伪警背后,王即指着我说:“哪!我们是一起的,钱不是给过了!”“什么?那是他给的。”王交通马上拿3元伪币给了伪警。我说:“先生,我们是一起的。”于是,把我们3人都排在了最前面。刚停稳脚步,王交通狠批了我几句,他说:“光会向前冲,不知往后看,我们失散了怎么办?”我说:“想离开的心情太紧张了!你们不上来,我是不会进站的。”

    从内黄至宿县的火车票,每人不过3. 5元伪币,而路上被敲诈的钱,每人已超过5元伪币。尤其在徐州,无故被困28小时之久,以8元伪币仅买个进站权。否则,谁知何时才能离开徐州呢?!

   下午3时许抵宿县车站,下车者约20多人,我随王后相隔4、5人。出口处一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和一伪警检票,日本兵看过王的“良民证”后,将他拉到旁边不让走了。我不由一惊,意识到要遭麻烦了,就借故穿提鞋子又向后拉下2、3人,以争取时间观察事态发展。此时,日本兵把王交给伪警,他看了一下王的“良民证”,仍继续检查出站人的车票和“良民证”。当我走出时,看了我的“良民证”即问:“你们认识吗?”我说:“他是我表哥,我们是从太康黄水窝里逃荒到灵璧去的。”他手一挥,“去!”如释千斤负,我们二人心有灵犀地对视一眼,就迅步离去。

     走在通往灵璧的公路上,宿县车站已被抛在背后,这时我们才敢并肩行进和交谈目睹遇到的一切。他说:“好险啊!如果不让走,可能把我们弄到东北挖煤去了!”

    王夫人小脚,行走困难,夕阳西下时才走了6、7公里,恰行至一较大的镇上,即在一小客栈投宿。店主首先嘱我们:“要准备好零钱(指面值1元以下的伪钞),查店时不要多话。”在徐州住宿已经领教,成竹在胸,无非每人给查店的“黑狗”1元伪币罢了!

     公路上时有汽车过往,不时也传来惊人的犬吠声,但,“黑狗”却未光临。我们通宵虽未能很好成眠,而心情感到非常好。拂晓,王荫林同志轻声和我说:“好征兆已出现,我们早登程吧!”

     宿(县)东有片抗日根据地,1942年我曾在宿东游击支队电台工作,对这一带的情况较熟悉。沿公路向东继续走了5、6公里,就转入去东南方向的小道。约行2公里,在村上雇头小毛驴,解决了王夫人的行路难,我们的步伐大为加快。将进入我们的游击区时,毛驴的主人不再送了。他说:“前面就是新四军的地盘,我要回去了!”我们心中暗喜,而故作姿态,请他再送一程,以防露出破绽。他执意不再前送,只好与其道别。

      午后2时左右,遇上民兵盘查,我们拿不出路条(地方政府开的证明),却都有“良民证”,口袋里装的又是伪币,就强行把我们分开审问,且认定我们是敌人的侦探,逼我们承认。向他们解释,要求把我们送往乡或区政府,全无用。一直折腾了1个多小时,双方还是僵持着。经再三要求,最后终于将我们押送到乡公所。

      抵乡公所,巧遇在区政府工作的孙化纯同学。他看到我就惊呼:“伙计!你怎么到这里来了!”我说:“哪!被这几位民兵同志押送来的。”民兵们笑了,并说:“你怎么不早讲呀!”“早讲你们也不会相信,谢谢你们,帮我们找到了乡公所”。我笑着说。化纯同志招呼大家坐下,问是从师部还是旅部来,饭吃过没有?我告诉他从睢杞太独立团来,要去师部,路上哪能安心休息、吃饭,我们想尽快去半城(师部驻地)。他说:“11旅32团在濠城以西活动,去半城路上的敌据点全被拔掉.根据地已联成一片。”闻此,我们感到无比的兴奋。

     民兵同志和我们道别时,颇有歉意。我赞扬他们的高度警惕性和认真的态度,没有军民合作和民兵的配合,抗日根据地就不能巩固、扩大。

     第二天早饭后,在心情特别振奋,精神分外轻松的情况下踏上征程。下午3时左右,在濠城附近遇到部队,找到团部驻地。当看到高架天线时,高兴的几乎要跳起来了。该流动台仅马水泉同志一人,我的突然到来,给他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我们已两年多未曾晤面,二人紧紧握手、拥抱,许久才问我:“怎么走到这里来了?”我将离开独立团在路上的情况作了厄要叙述,他说:“部队今晚不转移,住一宿明天走。”晚上我们交谈很久,仍感话犹未尽,别时更是依依难舍。

      暮春和煦的阳光普照原野,微风吹过,送来阵阵盛开的菜花香。蔚蓝的天空,有时浮出几朵白云,云雀在田野上空优美的鸣唱。只有今天,我们踏在抗日根据地这片自由乐土上,方能感受到明媚春光的美好,20余日以来,心情从未有过的舒畅,一直愁容满面的王夫人,亦绽开了笑颜。一路上她总在抱怨跟着老王担惊受怕,又苦又累,不知什么时候才是个完。我和她说:日本鬼子被我们一打跑,好日子就来了,你王大嫂的功劳还真不小呢!

      抵11旅旅部——郑集时,虽已是傍晚,我们却毫无疲惫之态,尤其念起明天就可回到师部时,精神亦就愈加振奋。

     顺利地找到了通信股,股长胡灿传和电台的同志,亲切热情,我们拥在一起,嘘寒问暖,精神上得到莫大安慰,回到家的感觉更深了。胡股长要留我们多休息几天,但回师部心切,我们仅住一宿,继续向半城进发。胡股长特备马送行,为王夫人代步,充分体现了革命同志间的深情厚谊,以及领导对下级的亲切关怀,我们非常感激。

      4月下旬的一天,终于回到久别的家——4师司令部三科。从3月下旬离开独立团算起,已31天过去,电台的同志在议论,在挂念,更多的是在担心,认为路上可能出事了!因为电报拍来已久,晓得我早已在归途中。当我出现在同志们面前时,大家是何等的高兴啊!把途中的经过向领导同志们汇报后,都为我终于回到师部而庆幸。

      四、五天后,熊梦飞科长带我到师参谋长张震处。首长和蔼可亲,以关怀的口气,询问了睢杞太独立团和路上的情况,勉励我任务完成的不错,一路艰辛,要好好休息几天。在褒奖之余,指出我在独立团工作后期不安心,团长两次谈话也打不通思想,他们在电报中提到了这个问题。“团长要我去冀鲁豫军区,我坚持要回4师,回来后什么思想问题都没有了。”科长对我的辩解报以微笑。

      首长工作繁忙,且认为科长还有其它事要谈,我就低声请示科长先回去。张参谋长却说:“那里环境恶劣,路上又走那么长时间,很辛苦,今天在我这里吃饭”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科长也说:“吃过饭再回去。”当时,内心深处涌动起一种激情,联想到去时,政治部主任吴芝圃给谈话,回来后张参谋长不但问长问短,还请吃一餐不平常的饭。首长对我们报务人员是多么关心和爱护,尤其对我们去执行非同一般的任务,是何等的重视啊!

       这餐有清炖鸡和三、四个莱的饭,在当时条件下,实在不简单啊!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吃清炖鸡。和首长一起用餐,我拘束得很,真想多吃而不敢多吃。一回忆起来,就感到意味极其深长,对我精神上的抚慰,思想上启发教育所产生的力量,在毕生工作中起的作用,都是很大的。

      几天后,我被分配到师司令部一台工作,在淮北大地上,又投入到如火如茶的抗日斗争浪潮中去了。

 

 

附注:

      全国解放后,我一直惦念着李大伯和王荫林同志。80年代始得悉李大伯早已离开人间,1990年终于打听到王荫林同志离休在商丘。1993年10月我赴商丘看望了他,时年高八十有二,已卧床不能行走,1994年不幸逝世。

 

本文摘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原二十一军通信兵老战士文集[难忘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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