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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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我在新四军做通信工作----廖辉
时间:2014-10-27 11:13:19 供稿: 浏览:212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六日,红二十五军驰骋陇东南,飞越六盘山,最早到达陕北,在永坪镇同陕北红军胜利会师。九月十八日,在中共陕甘晋省委主持下,两支红军部队合编为第十五军团,徐海东为军团长,程子华为政委,刘志丹为副军团长兼参谋长。为了粉碎敌人对陕北的第三次“围剿”,迎接党中央、毛主席,十月一,取得了著名的劳山战役的胜利,这是红十五军团成立后打的第一个大胜仗,歼灭敌一一O师两个团和师部,师长何中立也丧命,缴获一部完整的电台,还有报务员和机务员,电台就送到保卫局保管,我当时在保卫局的电信斑工作,班内有五、六个人。

      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六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后,红十五军团和红一方面军会师,两个方面军的保卫局合编一个保卫局,人员也就多了。就在这时,为了培养红军的报务技术人员,军委三局局长王诤同志派人来挑选无线电报务学员,条件是二十岁以下的优秀青年,我当时才十八岁,正好被挑选上,不仅心情很高兴,同时对无线电通信有一种好奇心,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机器能同几千里外的人讲话。王诤局长找我谈话,要我先跟那个被解放的尹机务员学习机务,并明确交待两项任务,一要注意保护好机器,二要把技术尽快学到手。我们把在劳山战役中缴获的那部电台整修后就用上了。当时我们这部电台一共三个人,队长是赵玉珍同志,他曾经在苏联学习过无线电报务。据赵玉珍同志说,在他回国之前,苏联曾派人送过一部电台过来,用骆驼运送,可在路上被国民党部队检查扣留了。

      我们这部电台就开设在瓦窑堡靠西北的山顶上,主要任务是同共产国际的电台联络,对外称十一分队。我们白天就把天线架设好,夜晚把机器抬到山顶上,在深夜十一、二点钟就开始收听共产国际电台。开设后的第一天晚上,我们仔细认真地进行收听,一会儿就收听到对方电台的呼叫,我们不由得喜上眉梢,可一直回答到深夜两点多钟,还没有回答通。第二天仍然没回答通,我们的心情十分地焦急。第三天,大家想方设法地把天线进行了改动,对准西北的苏联方向,并增加了天线的高度,反复将电台的波长调准,直到次日一、二点钟,终于使座落在亚洲大地上的陕北红色电波,划破深沉的夜幕,沟通欧洲的共产国际电台,大家真是欣喜若狂,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气氛之中。联络沟通后,对方就发来一份电报,电文是五个码子为一组,我们抄完电报后就立即送到中央机要局进行翻译。这时大约是一九三五年十二月至一九三六年一月之间。

      第二天上午,小超同志(即邓颖超同志,负责机要局的工作)要赵玉珍和我到她住地去。我们捷步轻登地来到邓的住所,一进门就看到周恩来副主席坐在炕上,聚精会神地阅示文件,并热情地招呼我们坐下。周和邓住的窑洞比较长,屋里东西很简朴,桌上、床边的书籍文件等收拾得很整洁。邓颖超详细地询问了我们电台联络的情况,对我们第一次顺利地同共产国际电台沟通,非常地高兴,并交待我们“要十分注意保守机密,对外不要讲是联络共产国际电台,如有人问,就说是联络自己部队的电台”。接着,邓颖超同志还问我们电台工作中有什么具体困难和要求。赵玉珍同志就提出想把电台再架设到一个比较高的地形上去,可以提高联络效率。邓大姐非常赞同和支持这个想法,要我们仔细察看周围地形,选准地点后,如需要那个窑洞,就对她说一声,她再想办法让出那个窑洞来,把电台搬进去。邓与我们谈完话后,已快到中午,她硬是盛情挽留我们吃午饭,在合作社(即当时的食堂)买了一碗羊肉,一碗猪肉烧萝卜,还买了十几个馒头招待我们,这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已是相当丰盛的午餐了。这次谈话虽然时间不长,可看到邓大姐深入实际、联系群众、认真细致的工作作风,和如此热情关心通信事业,犹如一股暖流涌遍全身,感到浑身是力量,对进一步搞好无线电通信工作更加充满了信心。

      党中央机关由瓦窑堡搬到保安县后,我们电台就架设在保安城郊西北靠一个山边的石窑洞里,同共产国际电台联络很顺利。党中央机关由保安县进驻延安后,我们的电台就架设在宝塔山下的窑洞里,收发报机架在炕上工作,用汽车引擎带动马达发电,后来,马达整流子坏了,无法修好,就改用充电机(那时叫何姆莱特),用六至八个电瓶串连为一组,同时开充电机发报,一直坚持同共产国际电台联络。以后,调我到通校学报务,离开了十一分队。

二、抗日烽火燃遍大江南北,红色电波频传捷报

      (一)到新四军去,到抗日第一线去。

      一九三七年底,军委三局王诤局长找我说话,要派遣骨干到抗日笫一线的新四军去工作,于是,我和吴茂达、陈贤臣(皖南事变中牺牲)、张克南、温凤山(在新四军七师期间逃跑)五人离开延安,乘汽车先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又改乘火车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

      到达武汉办事处后,周恩来副主席亲切地接见我们,并告诚说:“虽然是国共合作了,但要时刻保持高度警惕,特别是你们这些做电台工作的同志,更要注意保密,处处以党的利益为重。”周副主席还十分了解我们这些年青人的心理,到了武汉大城市,总想上街去看看热闹。因此,他还十分关怀地说:“武汉街上很混乱,外出要两、三个人一路同行。”看到周副主席如此平易近人热情关怀我军通信工作人员,使我们增添了无穷的力量和战胜敌寇的勇气。在武汉停留期间,我们还遇上了日军的飞机轰炸,由于我们及时转移到英国租界,没有造成任何伤亡。不久,新四军军部派了一名副官到武汉办事处来接,我们从汉口经九江,约于一九三八年春节前到了南昌新四军军部。当时,军部有三部电台,一台联络延安、武汉办事处等。电台队长是袁德钧同志,他是中央苏区培养的报务员,经历了三年游击战争,技术很好,可惜在皖南事变中壮烈牺牲了。我和陈贤臣、张克南到了一台工作。二台是联络友军的,实际上是国民党第三战区派来的电台,电台负责人是吴志恒,还有两、三个报务员,温凤山就分到这个台。二台原来的报务员都是雇来的,有的月薪三、四十块钢洋,有的五、六十块。温风山这个人后来逃跑投伪军,并不奇怪,他一到二台就和三战区派来的电台人员打得火热,什么话都和他们讲,还经常要吴志恒上馆子请客吃饭,思想一下子就和他们合拍了。听说还有一个三台,但我没有见到,因电台是分散开设的,就是二台,我也没有去过。当时,我们在工作、生活方面都很谨慎,与外面雇来的报务人员讲话很注意。吴志恒喜欢打听消息,我们就很警惕他的言行。我们一台又叫战略台,使用国民党军政部配发的15瓦电台,同延安党中央联络时,听延安的信号较大,延安听我们的信号较小。延安电台工作态度很好,工作很顺畅。当时机上可以用英文公报汇话,无电报时守听,保持随叫随应。我们对电台都很爱护,怕出故障。不值班时,就在机下用蜂呜器练习发报,学习机务。在军部电台工作的还有机务员徐小弟。我到军部时,先期到达军部的廖昌林已带电台跟陈毅同志出发了,廖昌林和我们五人应算是从延安派到新四军的第一批通信人员。

       (二)先遣支队到苏南,电波报捷“处女战”。

       一九三八年四月四日,我们电台随军部由南昌乘汽车进驻徽州岩寺,新四军一、二、三支队在岩寺集中整编、整训。部队集中时,有些战士手中还拿着梭镖、大刀等武器,整训后,基本上换上了步枪。在岩寺时,各支队都配上了电台,一般是5瓦的,使用手摇马达,主力团也配上了2.5瓦的电台,使用干电池供电。这些电台,多数是自己装配的。

        四月廿八日,粟裕同志率新四军先遣支队向苏南挺进,进行战略侦察,开辟敌后根据地。先遣支队是从一、二、三支队抽调战斗力强的三个连队和一个警卫连组成,共五、六百人。军部派我跟电台队长江如枝同志带电台随先遣支队行动,使用5瓦电台,用手摇马达供电,先期只和军部建立联络,后来和一支队、二支队及一、二团都建立过联络关系。电台有一个摇机班、一个通信员、三付担子。

       先遣支队进入苏南后,不断通过电台将军事行动报告军部。初到苏南时,老百姓不了解我们是什么部队,晚上喊门,一般都叫不开,误认为我们是土匪。在这种情况下,粟司令就要我们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坚持在外边露宿。部队休息后,我们就开设电台,点上一支蜡烛工作。行动是最好的宣传,老百姓看到我们纪律严明,确是人民的军队,便很快和我们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以后晚上喊门,只要说我们是新四军,一叫就开。

       先遣支队在苏南基本上摸清了敌、伪、顽的情况后,便进行了紧张的战略部署,第一支队于六月一日由南陵向敌后镇江、句容、丹阳、金坛地区挺进。中旬,到达溧阳竹篑桥。第二支队也进入江宁、当涂、溧水、高淳等江南敌后地区。

       六月十七日,先遣支队在镇江西南卫岗取得了首战胜利,击毁日寇汽车四辆,毙敌少佐以下数十人。我们电台很快将首战卫岗捷报向军部及一、二支队司令部报告,鼓舞了斗志,使这一战果成为尔后江南一连串胜利的良好开端。粟裕、钟期光同志对电台很关心,每到一处都将最好的地方让给电台住宿,并经常解决许多实际困难,注意做好电台的警卫工作。先遣支队的译电员是何风山同志,我们同他商量好,只要首长开始起草电报,就告诉我们,以便提前和对方电台沟通联络。当时的电台质量很差,经常出毛病,如果不能做到心中有数,完成任务就没有把握。卫岗战斗后,先遣支队各单位即分别归建,江如技同志带电台到二支队,二支队原来的电台到四团,我就奉命调回到云岭军部。

       (三)东进苏、常、太,夜袭虹桥机场。

       一九三八年秋,第三支队第六团(二个营,其第三营仍留在皖南)在叶飞同志的率领下由皖南进入苏南,归陈毅领导指挥。军司令部电台总队派我带电台随六团到苏南。

       为贯彻执行向东发展的方针,一九三九年五月初,第一支队派叶飞同志率第六团向无锡、江阴、常熟、苏州、太仓地区挺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新的根据地。六团越过宁沪铁路后,与无锡、江阴等地党领导的游击队合编,改称“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江抗)”。当时,苏、常、太一带很混乱,土匪很多,还有上海垮下来的国民党兵,都成了土匪,少则几十人一股,多则上千人一股,自封为司令,司令多如牛毛。一般情况下我们都不打他们,向他们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团结起来抗战”等口号。叶飞同志作统一战线工作是很有贡献的,苏、常、太一带从上海跑回来的大小资本家不少,见到我们部队都很佩服,说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纪律严明的部队。

       我们这部电台,开始就我一个报务员,后来从军部电训队毕业学员中分配来了刘家富、王大鉴两同志。联络对象是军部三台,一支队电台及二、四团电台。

       老六团这支部队很能打,战斗力很强,五月底,吴焜同志率“江抗”二路廖政国部队途经江阴、无锡交界的黄土塘时,与下乡“扫荡”的日伪军遭遇,激战二小时,毙伤日伪军近百人。六月初,在无锡严家桥一带歼偷袭我军的国民党“忠救”两个大队,缴获重机枪,轻机枪、步枪三百余挺(支)、电台一部。八月初,“江抗”主力廖政国支队二个连和两个机枪排,夜袭虹桥机场,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战斗中,我们电台主要跟着叶飞同志。

       在严家桥那次歼灭“忠救”两个大队的前夕,我们事先知道了“忠救”要偷袭我们的情报,因当时和国民党搞统一战线,是打还是走,都得请示军部,万万火急电报送到了电台。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电台马达坏了,我拆开一看,是马达整流子蹦掉了一半,无法修复。叶飞和吴焜同志都很着急,问我有什么办法。我当即告诉两位首长,可以用电池代替,并马上开出一个单子,买B电四块或手电简电池六盒以及“31号”真空管。叶、吴首长即通过地方党组织关系,到无锡很快都买来了。我就组织摇机员,连夜焊接电池,组成四块B电,再把发报机线路改一下,换上“31号”真空管,长呼叫以后,就沟通了。我问军部电台听我信号如何(QSA?),军部台回答信号不错,我很快将电报发出,并抄完了他们的回电。叶飞和吴焜同志都很满意,叶飞同志说:“电台在关键时刻有办法,很好!”

       在江南水乡打游击,如何保护电台,确实是个大问题,因经常遭敌、伪、顽和土匪、道会门的袭扰,电台极不安全。我们就利用水网地形和村庄来保护电台,将电台开设在四面环水的圩子里,只要控制好进出圩子的道路,一些土匪和道会门是没有办法靠近我们的。

       (四)南北迂回,五渡长江天堑。

       为贯彻执行中央向北发展的方针,约在九、十月间,决定江抗主力撤至扬中地区整训待机,随后与丹阳游纵合编为新四军挺进纵队(挺纵),辖四个团,开赴扬州、泰州等地区,进行游击战争,发展和扩大革命根据地。

      “江抗”和丹阳游纵在扬中会合后,电台也进行合并,电台多了,人也多了。部队经过整训,渡江到大桥、吴家桥、四方桥一带。一九三九年十月,在我们渡江前,第二支队第四团一部与挺纵一部合编,成立苏皖支队,由陶勇同志率领,向扬州、仪征、天长、六合地区发展。苏皖支队电台工作人员是向瑞桃和邱登龙。挺纵到苏北后,有一次,叶飞同志要到泰州去和李明扬、李长江谈统一战线事,临走时,叶司令员问我们电台是否需要买什么东西,可以和他一起到泰州去采购。我和军需处长徐洛夫、卫生队长三人便跟随叶司令一起到了泰州,我买了干电池、修理工具、“30、31、10号”真空管,还买了许多漆包线等电台急需的器材,满载而归。

        部队到了苏北,约在春节前后,谢吉奎同志来接替我的工作,我又渡江南下,回到了江南指挥部。这时指挥部电台中队长是李景瑞,中队报务主任廖昌林,黄瑞兴同志也在中队。

      回到电台中队后,不久又分配我带电台到新六团去,报务员有徐翔。新六团团长是段焕竞同志,活动在句容、丹阳、茅山地区。

      在江南指挥部北渡增援郭村战斗前夕,我们新六团驻句容扬庄、西塔山一带,当时的主要战斗任务是反击敌人的“扫荡”,破坏句容一一溧阳一一天王寺段公路;二是掩护江南指挥部过江。一天晚上,粟裕和谭震林同志来到六团,看望部队,谭震林同志还带了周光华和小张两名报务员,准备到浙江去。当晚,粟裕、谭震林两位首长离开了新六团,谭震林同志带的两名报务员没有走成,就和我们电台在一起了。结果第二天一早,鬼子就对我们进行“扫荡”,先是四路,后来又由四路分成九路对我们驻地进行合围。当时情况紧急,日军的信号弹都落到我们电台上了,团作战参谋柴荣生同志要我们赶快跟他一同撤走。电台运输班长很机灵,抱住电台冲出后门翻过院墙就跑,挑夫担着两付担子跟在后边。当我们冲出村庄后,已经发现日军就在我们眼前了。团部机关和地方干部好几百人,边打边撤。好在当地都是丘陵地,要通

过的道路都是田埂小路,我们走得很习惯,跑得也快,而日军穿着大皮鞋,走在田埂上东倒西歪,行动极为困难。我边突围边还击,先后击毙三个日军,驳壳枪中还留着五颗子弹,看情况再消灭几个日军,也给自己留一颗,假如要被日寇抓住,便同归于尽。我们带着电台和两付担子,眼看难以突出重围,搞得不好要机毁人亡,必须断然采取措施,保住一样是一样。当我们路过一片竹林的水塘边时,就将电台和两付担子分成两处放在一条上边复盖着青草的深沟里,尔后带着部队分电台人员,绕道从日军的后边跑,从早晨跑到下午,我们才突出日军的包围。这次突围,我们损失不小,段团长负了伤,地方政府工作人员被抓走了一部分。我们电台在突围中,报务员徐翔同志和我们冲散了,他化装成老百姓才突了出来。准备到浙东去的周光华同志负伤,小张同志牺牲了。团一名机要员装成病人躺在床上,直哼哼,老乡便以传染病巧妙地瞒过了敌人。

       当晚在茅山一个庙子里找到了段团长,汇报了突围经过,报告了电台隐蔽情况,估计敌人不一定能发觉,但天线来不及撤收,丢失了。段团长当即派了侦察员保护我去找电台,并说:“这次突围很突然,来不及派部队保护你们电台,但你们电台做得很好!”天黑以后,我带着几个侦察员沿突围时的路,摸回到隐藏电台的水沟,果不出所料,电台和两付担子都完好无损的在那里。当晚就将电台架起来,使用单根天线,给江南指挥部发了电报,报告了敌人“扫荡”和我们突围的经过,并告诉陈毅司令员,粟裕和谭震林同志于前一天晚上就离开了新六团,要首长放心。由于这次突围组织得当,电台又保护住了,段团长将情况报告了江南指挥部,指挥部通令嘉奖了我们。

       六月二十八日,苏北顽军向我郭村挺纵进攻,江南指挥部率主力(三个团)北渡驰援,于七月八日与挺纵和苏皖支队会合。我随新六团一起渡江到苏北。

       江南指挥部北渡后,改称苏北指挥部,将苏北部队统一整编为第一(挺纵)、第二(第二团、新六团)、第三(苏皖支队)纵队。苏南部队重组新的江南指挥部,以罗忠毅任指挥、廖海涛任政委,以留下的第四团两个主力营及各县地方武装组编成了新三团、第四团及独一、二团,共约三千人,坚持战斗在茅山抗日根据地。苏北指挥部又派我到重新组建的江南指挥部任电台队长,我又第四次过江到丹阳二十七圩。指挥部就一部电台,报务员有李炳祥,二支队司令部有一部电台。

       因江南指挥部和二支队司令部实际在一道工作,于是,苏北指挥部很快给江南指挥部来电,要求派一个连送我们电台过江。这样,我在一年不到的时间内,就五过长江。

       (五)开办第一期电训班,迎来抗战胜利的曙光。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重建新军部,部队整编为七个师。一师司令部参谋处三科长李景瑞兼电台中队长,副中队长廖昌林。先后开设三部电台和一部新闻台。一台队长廖昌林兼,二台队长是我,三台是谢吉奎。新闻台由陆延年负责。

       部队扩编以后,通信人员很紧张,我向李景瑞同志建议开办电训班,并向粟裕同志作了汇报,他非常支持,要我们去找阿丕(陈丕显同志)帮助选调学员。李景瑞对办电训班决心很大,要我当教员,但发愁没有教材。我就告诉他,我从延安出发时带了一本教材,而且一直带在身上,就是在茅山突围时都舍不得丢掉。李景瑞同志很高兴,马上组织翻印。这样,就办起了新四军第一师第一期无线电报务员训练班。学员是通过陈丕显同志从行政公署调来的,第一期有金炘、谢倩、张逸秋、应仁浩(病故)、汤聿文、朱振国、陈超雄、管朝彦八名为一班,还有二班,后又继续开办了几期。

       一九四四年一月,我由一师师部调到十八旅工作,当时十八旅兼第一军分区驻姚费庄,原来的电台区队长是朱培章同志,他调一师师部三科任机务房主任,我先任电区队长,后任三科长兼电区队长。十八旅是从苏南北渡的,通信设备比较富裕,团的电台都配得比教齐,我在十八旅时还自己装了两部电台。一师主力南下苏浙后,十八旅兼第一军分区仍留苏中根据地,我一直工作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时在一分区司令部电台工作的有:江卓群、孙毓英、霍然(牺牲)、谢倩、张官强、顾振亚、张滚、刘颖水、徐志祥、黄桂芬、王干等。

       抗战胜利后,新四军进行了大的调整,我调到淮南军区司令部任三科长,副科长聂鑫。三科辖一个通信连,电区队有二部电台,还有一个电训班。

       我在新四军作通信工作的日子里,主要是在基层和前线从事通信保障,其业务上主要是在李景瑞同志的领导下工作。李很会使用干部,根据干部的特点安排工作,经常把有战斗经验的通信干部安排到前线去。并注重人才的培养,先后举办了三期电训班,基本上解决了通信人员紧张的问题。粟裕同志对李景瑞很信任,也由于是他创造性的做好通信工作,比较好地保障了作战指挥和情报传递的通信联络任务,为新四军的通信工作做出了卓越贡献。

                                                                 一九八六年一月十日于南京

 

注:本文摘自新四军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通信兵史料回忆选编]第二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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