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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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第四支队及其以后通信工作片断----罗映清
时间:2014-10-27 11:13:18 供稿: 浏览:330

    一九三七年底,我因患伤寒和肺结核,经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同志批准,跟随新四军付参谋长周子昆同志到武汉去治病,并决定治好病后就留在新四军工作。我们于一九三八年元旦后到了武汉,周子昆同志住了一宿就到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任职去了。我在八路军汉口办事处的安排下,求医一段时间,后来也到了南昌,住在军部,一边在电台上工作,一边治病。我在军部电台上见到的工作人员有:袁德钧电台队长,报务员刘法海,机务员徐小弟,还有报务学员向瑞桃同志。也见到廖昌林同志,他当时正准备带一部电台到哪一个支队去①。(①廖昌林同志带电台跟陈毅同志去组建第一支队。)南昌治病的条件并不好,我又回到武汉。在武汉碰到四支队机务主任郭季田同志,他是到武汉购买无线电台和零件的,买了一部份无线电器材和一部两只“10”灯泡的l 5瓦哈特莱式的电台,这在当时己属很高级的电台了。约在六月份,汉口办事处钱之光主任安排了十几个干部从武汉到四支队工作,其中搞通信工作的就我一个。


    一、新四军第四支队初期通信兵的情况


      一九三八年一月,四支队机关率第七、第九团在湖北黄安(现红安)七里坪、第八团在河南确山竹沟分别集中。二月,部队分别出发。三月,支队部驻防舒城之西蒋冲。我到四支队时,支队共开通三部电台。支队司令部电台,使用的是郭季田同志从武汉买来的15瓦电台,电台队长刘景辉、报务员赖仰高。政治部有一部电台,报务员陈平。陈平是支队政治部主任戴季英雇来的,后来到了皖南军部教导队学习,皖南事变后当了国民党特务。第八团有一部电台,报务员蔡文良。该团也雇了一名旧报务员,叫包新泉,后来解雇了。支队机关内部使用电话,也利用地方线路对下沟通电话,但使用范围很小。四支队当时没有设通信科。机务主任郭季田同志,是一名工农干部,家庭贫寒,没有上过学,早年参加革命,曾在红四方面军电台当理发员。由于他勤奋好学,自学成才,对无线电机务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既能修理各种无线电机,又能装配整机,无线电原理也有相当水平。他经常为机、报人员和训练班上机务课,他采用师傅带徒弟的办法,培养出不少机务人员,对部队的通信工作是有贡献的。


    我到四支队后,就在司令部参谋处开设了一部电台。没多久,林维先参谋长要到前方去,我就带着电台跟林参谋长到庐江东汤池七团。后来,因支队司令部电台两名报务员和高敬亭司令员闹了矛盾,他们就回到汉口办事处去了,电台停止了工作。这样,高司令写了一封信,派了一名骑兵通信员,赶到七团,要我连夜回支队部。临走时,林参谋长要我将电台留在七团,但没有报务员,这部电台也只好暂时失去作用。我回到支队部后,电台、天线都是好好的,完整无损,当即开机和军部、八团沟通了联络。


    四支队电台,自刘景辉、赖仰高两同志回汉口后,所开设的三部电台,各台都只有一名报务员,还有一部电台没有报务员。到一九三九年,七、九团的电台才开通,手枪团因靠近支队部,没有配电台。有线电通信分队和骑兵、徒步通信人员,当时也很少,而且整个通信工作没有统一归口,电台属首长直接管理,有线电和徒步通信属作战部门领导。


    新四军成立初期,因通信工作没有基础,确实遇到不少困难。如:电台白天、晚上都不能停止工作,可是就一个报务员,吃饭、睡觉、大小便都无人换班,长期睡眠不足,疲劳到极点,有时带上耳机就睡着了,这种状况一直到一九四0年以后才逐步改善。机务人员就更缺了,一个支队还摊不上一个机务员,好在那时的报务员也能自已搞点修理工作,否则,通信联络将严重受到影响。


    二、江北指挥部及所属部队通信兵的情况


    一九三九年五月初,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在庐江东汤池成立,黄荣同志随张云逸参谋长,到江北参加组建江北指挥部的通信工作。江北指挥部辖第四、第五支队(7月1日成立)、江北游击纵队、津浦路东联防司令部、津浦路西联防司令部。这年冬天,我从四支队调到江北指挥部电台工作,黄荣同志兼指挥部一台队长,报务员有钟显润、景国良。我是二台队长,还有两名报务员,刘竹林和一位女同志。我在江北指挥部工作不久,第二年春就调到五支队,接替我电台工作的可能是郑敏同志。我到五支队司令部任电台中队长,副中队长郭继姜,报务主任是聂鑫同志,中队指导员赵国栋,报务员刘振国、刘勃等。机务员是徐小弟。当时,五支队正准备组织半塔保卫战(1940年3月19日,历时11天)。支队部使用的是15瓦电台,各团使用的是5瓦电台,电台联络任务也重了,要同军部、江北指挥部、四支队、联防司令部和所属部队等建立联络关系,工作很忙,尤其半塔保卫战中,电报特别多。后来,中队增加了一部流动电台,经常随着首长到前方去保障通信,政治部还设了一部新闻台,时峰同志担任新闻台队长。


    三、新四军第二师及所属部队通信兵的情况


    皖南事变后,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新军部在盐城成立,统一整编华中部队为七个师和一个独立旅。江北指挥部整编为新四军第二师,所属部队编为四、五、六旅。黄荣同志任二师司令部参谋处三科长兼无线电通信大队长,郭季田为机务主任,机务员有鞠文奎、王赞礼、韩春标。师部有三部电台,一台队长黄荣兼,报务主任吕广杰,报务员李杏、吕少清、李仁秋、方真、宋留、郭英;二台队长陈超等;三台(记不清楚);新闻台队长牟天等。


    各旅司令部设电台区队。四旅电台区队长是我,报务主任吕广杰(由师部调来),报务员有杜吉安,郑敏等同志。有一个通信连,连长郭超,指导员黎朴。五旅电台区队长郭继姜。六旅电台区队长王殿春。各团为电台分队。这时的电台大多数已使用手摇马达,但多数电台质量都不是很好,经常发生故障,有时还因此而影响联络。


    一九四一年一月初,也就是皖南事变前夕,我们津浦路西的部队正在进行紧张的军事比赛,一天,我们的电台突然与军部中断联络,怎样呼叫军部,也叫不出来,电报发不出去,各级首长都很着急,接连守听和呼叫好几天,都无效果,后来才知道发生了皖南事变。部队整编后,我们四旅驻路东马坝时,曹丹辉同志突围后,路过我们旅部到军部去,他同我谈了一天一夜皖南事变的经过。


    军部从盐城移驻淮南黄花塘后不久,黄荣同志调军部任参谋处三科副科长,郭季田和我接替了黄荣同志的工作。我们认为,二师的通信工作,在黄荣同志的具体组织领导下,有很大的发展,人员、器材比过去增多了,基本上满足了当时任务的需要。如团以上部队都配齐了电台,每个电台基本上配有起码的备用器材和维修工具。师部每年都培训电台报务人员,能按照需要输送到部队,大部分电台(包括团的电台)配有两名以上报务员(旅台还要多些)。多数报务员经过几年的实战锻炼,业务水平普遍 有很大提高,并能克服各种困难,应付各种复杂情况完成任务。


    四、山东军区第二纵队、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通信兵的情况


    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师在津浦路西的大赵家召开党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接到上级电报,大意是“日军要无条件投降,部队要做好准备。”当即会议停止,机关、部队准备行动,师前指不日回路东。十月上旬,二师机关分成三部分,谭震林政委带了一小部分机关人员到淮阴,参加华中军区的组建工作;周骏鸣、肖望东等领导同志率地方武装就地坚持斗争,组建新的淮南军区,罗炳辉同志带着第四、五旅主力部队向山东转移,与第四师第九旅于山东峄县附近组成第二纵队。原二师机关电台人员和器材,少部分由郭季田同志跟谭政委带到了淮阴,大部分由我跟罗师长带到山东。二纵成立后,我任司令部三科长,胡灿传同志任副科长,刘得胜为教导员。科部有三、四个参谋。机务主任陈金瑞。有三部电台,政治部还设有一部新闻台。一九四七年六月,纵队成立了通信营,辖二个电话连、一个通信连。


    五、东线兵团(也称内线兵团、后称山东兵团)通信兵的情况


    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一日,军委指示,谭震林、许世友两同志率第二、第七、第九、第十三纵队担负内线作战任务。我由二纵调东线兵团司令部任三科副科长、科长(接替朱连同志的工作)。三科有一个王协理员,六、七个参谋。有一个电台区队,三个工作电台。电台区队长孙藻勋,付区队长邵殿奇,电台队长樊邦协,报务员冯俊、金英等十余人。另外,政治部还设有一部新闻台。通信营营长朱××,有二个电话连,一个通信连。


    这个时期,敌人重点进攻山东,部队作战任务频繁,因此来往电报特多,已达到无法收、发完的程度。由于机关、部队经常转移,给有线电通信增加了不少困难。部队虽然打了不少胜仗,也缴获了一些通信器材,但机关和部队,部队与部队之间距离较远,被复线还是经常不够使用。除了无线电台和有线电通信外,传骑通信和军邮通信也是很重要的辅助手段,如作战命令、文件的下达,经常是派参谋人员亲自去送。淮海战役中,通信任务更加繁重,为了保密,部队行军、作战,无线电台通信很少使用,主要使用有线电和传骑通信,也经常派参谋人员传达命令和指示。


    六、第七兵团通信兵情况


    一九四九年二月,华东野战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辖第七、八、九、十兵团,我任七兵团司令部三科长,后称处长,付处长彭绍坤。处设三个科,通信科长陆雨池,器材科长陈金瑞、人教科长毛西夫,还有一个军邮局,局长王书义。成立了集中台,收发信机各约六、七部,电台区队长孙藻勋,付区队长邵殿奇,报务主任李仁秋。这时电台功率一般都是100瓦一500瓦。兵团政治部设有新闻台,其业务由通信部门管。通信分队仍为通信营,辖两个有线电话连,一个传骑通信连。兵团还设有大功率对敌干扰台,约六部。设干扰台事,是谭震林同志亲自布置的。


    各军司令部设三科,一个通信营,电台二部。各师司令部设三科,一个通信连,电台一部。各团有通信股,一个通信排。二十一军三科长杜吉安,副科长李如朴;二十二军三科长杨寿,付科长王学超;二十三军三科长吕白;三十五军三科长可能是翁履康。


    第七兵团兼浙江军区以后,部队的主要任务是剿灭国民党残匪、休整补充、训练部队、协助有关方面接管城市,维护城市秩序。通信部门根据城市通信的特点,收集国民党遗存的通信器材,架设了大功率的无线电台,充分利用当地的通信设备,加强了通信保密工作,加速了有线电通信建设,兵团至各军、各军至各师,基本上利用当地有线电路沟通联络,各团至所属部队,多是自已架设军用线路,很快由战时以无线电通信为主转入以有线电为主保障机关部队平时的通信联络。兵团入城后,抽调了报务骨干和政工干部开办了多期无线电报务人员训练班,这些人员毕业后,多数成为建国初期部队通信工作的骨干。


    整个抗日,解放战争期间,我们通信工作基本上保障了顺畅的作战指挥,通信兵这支队伍也在对敌斗争中逐步成长壮大。
 

    1、关于通信器材工作。通信器材是保障通信联络的重要物质基础,战争的实践使各级指挥员和各级通信人员亲身体会到它的重要性。红军时期,有的电台烧了一付灯泡,电台队长都会受到撤职处罚。更重要的是灯泡烧坏了,零件搞坏了,就会被迫停止工作,就会影响首长的指挥,就会影响战役战斗的胜利,后果是很难设想的。所以,我们的通信人员,对通信器材看得比战士手中的武器还要重要。


    抗日战争时期,通信器材的主要来源虽然还是靠缴获敌人来武装自己,但己不适应部队战争和发展的需要了,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到敌占区的大城市购买,以补自己。国共合作时期,华东地区,虽然国民党到处限制我们,但我们还是可以买到一些通信机器和零件,四支队主要采购点是武汉。武汉失守、国共合作破裂后,就买不到成批的器材,只得通过商人到敌占区、到南京、上海去买,一般的零件和电池派出侦察人员到驻防附近敌占区去买,也缴获敌人一些器材。成套的机器难以买到,特别是手摇马达,由于使用时间过长,磨损大,电压也就不稳,电台发出的信号忽大忽小,增加了工作难度。但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逐步使每个团都配上了电台。


    2、通信人员高度的革命事业心,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当时,电台的功率普遍都很小,团的电台,大都是5瓦的,信号都比较弱,一遇上干扰,就更难办了,往往几十个字的一份电报,也得重复多少遍才能给收据。部队经常处在运动之中,没有办法规定固定的联络时间,军、师电台相对稳定一些,只得成天守听和呼叫,半步也不敢离开。一有紧急电报,首长往往亲自到电台上来了解情况,如果碰上收报部队正在行军,联络不上,真是急得冒汗。有时紧急电报还没有发出,部队就要行动,不得不将电报发给未行军的有关电台,请其代转。部队行动大休息,我们就得马上架线开机,呼叫联络,准备收、发电报,那有休息的时间。由于全体通信人员的共同努力,据我所知,抗日、解放战争时期,电台未发生过重大事故,对保障各时期战役、战斗起了重大作用。


    3、自力更生,培养通信工作人员。四支队成立初期,支队司令部电台两位报务员到武汉去后,只得连夜将我从前方调回来,可是前方的电台又没有报务员,只得关机。我到司令部电台后,就我一人,昼夜连着干,生病也得躺在电台旁坚持工作。军部虽分配来一些报务人员,但远赶不上部队发展的需要。二师成立后,就抓紧培训报务人员,逐步使全师报务人员紧张的状况得到缓和。机务人员培训就比较困难,只得采取师傅带徒弟的办法,郭季田同志就先后带出了好几个。黄荣同志对二师的通信兵建设是有贡献的。


    4、建立健全通信规章制度,保证通信任务顺利完成。电台规章制度有:电台值班制度、值班员守则、电台通规等。这些制度包括内容有:电台上绝对不允许用明码谈公私事;不得无故延误电报;部队行军大休息要架设电台联络;每到宿营地要尽快找好住房架设电台;不允许在机上发花腔怪调;电报要按等级拍发,集中全力收发重要的特急电报;工作中发现敌台冒充要立即报告并采取措施等。为检查通规通纪执行情况,在高级司令部机关还设立了纠察台。为了制止严重违犯通信纪律的现象,有时向各电台发出通报,表扬工作上有功人员,批评以致处罚严重违犯通信纪律的人员。为了不延误万万火急电报,做到全程预告,电报随到随发。


    5、强调上级通信部门对下级通信部门的业务指导,重视通信部门建设。各级通信部门是在本级首长领导下工作,但通信工作技术性比较强,离不开上级业务部门的指导。指导的范围和方法大体是:定期和不定期的到所属部队通信部门了解情况,特别是帮助解决困难问题;补充制定本部队统一的通信规章制度,统一通规通纪;筹备所属部队的通信器材及供应措施;提出通信干部调配使用的意见;了解通信人员的思想动向和加强思想工作的意见等。


    6、战争年代首长对电台工作始终是关心和重视的,作战指挥也离不开电台联络。新四军参谋长兼江北指挥部指挥张云逸同志,特别重视电台。他经常到电台上去,一般二、三天内总得去一次,当有紧急电报时,亲临电台看电报收发情况;他还经常询问电台工作人员思想状况,指示要做好思想工作;生活上也经常过问,如电台夜餐,有什么困难等。


    罗炳辉同志走到哪里就把电台带到那里。每当打了胜仗,群众的慰问品,缴获的战利品,从不忘记电台。总之这两位首长对电台的关心是无微不至的,凡是跟随他们工作过的电台人员无不感到精神上莫大鼓舞和称赞。我每当想到战争年代跟随这两位首长工作的情景不禁总是怀念他们。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部队是高度分散的,尤其是抗日战争,各根据地被敌人分割,有时一个师,一个团的部队都被敌人分割成几块,可以说,电台是唯一可靠的通信联络工具,离开了电台不仅不能及时指挥部队的行动,就连部队被敌人吃掉都还不知道。所以,当时电台的作用是很大的,没有别的办法可以代替。那时上至中央,下至各部队,指示、情况反映,都得靠电台,各种战役战斗的组织,部队的协调动作也全靠电台。各级首长对电台的重视,是因为他们亲自体会到电台的重要性。解放战争初期,主要作战形式是运动战,要走得快打得快,也只有电台才能适应这种灵活指挥的需要。


                                                 一九八六年四月十三日于北京


注“本文摘自新四军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通信兵史料回忆选编】第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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