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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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新四军第4师报训队----潘醒民
时间:2014-10-27 11:12:09 供稿: 浏览:238

   1941年8月,我从拂晓剧团调抗大4分校学习,不多天指导员王威把我和刘宇、詹俊生3人找去谈话,他说,师司令部要调几个同志去学习无线电报务工作和翻译电报的机要工作,经研究决定:潘醒民、刘宇同志到司令部三科报训队学习,詹俊生同志到司令部机要科。他指出这两项工作都非常重要,机密性强,要求政治坚定,思想觉悟较高,身体健康,且具有一定文化的年轻同志,问我们有什么意见吗?“服从组织决定!”我们回答说。第二天我们就分别前往司令部三科和机要科报到。


   报训队副队长叶本瑞接待我们,询问了有关情况后,认为刘宇体质较差,欲将其退回。我说,我们二人从毫县抗日救亡工作团出来:一起到6支队“随营学校”学习,一起到“拂晓剧团”工作,一起到“抗大四分校”学习,今天又一起来到这里报到,如叫他回去,我们二人就一起都回去。叶副队长听我这么一讲,略加思索,说:“那就留下吧!”还告诉我们,人员尚未到齐,你们可与已到的同志先学习背记电码符号。


   几天之后,对电码符号的强记较难,且感到枯燥无味。刘字说,剧团领导叫我们去抗大四分校学习后,还要回去工作,如今调这里学习什么无线电,搞通信工作,我们既不懂又不了解,一天到晚就是“滴滴嗒嗒”死背电码,真没意思。他对我说:都怪你,叫他们把我留下,现在怎么办?我说,都是革命工作的需要么!既然来了,过段时间看看再说吗!


   报训队驻半城南头“郑家祠堂”里,队长由三科电台中队副队长何永忠兼任,副队长叶本瑞。学员分别来自部队、抗大四分校和师直机关等单位。年龄在15岁到21岁之间,文化程度大都在高小至初中,个别的也有初小和未读过书的放牛娃。


   9月上旬,人员逐步到齐。35人编为三个半班,一班长白广勋,二班长陈佩亭,三班长庞桂芝。四位女同志来的稍晚,还有个别年龄较小的同志编为半个班,由杨瑾负责。我为三班副班长。学前的准备工作,紧张地拉开了。


    首先将简陋的教室进行打扫和布置,用红纸楷书写成醒目的标语,贴在四周墙壁上。讲台上方“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大字,将时时鞭策着我们养成一个良好的作风。在室外院子的墙上也刷写了抗日宣传标语,如“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抗战到底”、“反对妥协投降”等。经这么一搞。破旧的祠堂成了充满革命气氛的课堂,呈现一片生机。  接着我们就自己动手,用捡来的砖头,挖来泥土和成泥浆.做成墩子,将借来的木板放上,就成了高不及60公分的课桌。凳子也是用砖和泥巴砌的小方墩,整齐划一,还满规范呢!惟有教员的桌、凳是从老乡家借来的。


    我们这群青年人更是朝气蓬勃,气宇轩昂,虽苦犹乐,信心百倍地去迎接可能到来的各种困难。


    1941年9月18日报训队开学了。这是个难忘的日子,10年前的今天,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三省,是我们民族史上奇耻大辱的一天。报训队选在这天开学,意义深远,不仅要我们勿忘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历史,更是要激发我们的革命热情,以全身心地努力投入到艰巨的学习任务中去。


    破旧的郑家祠堂——经我们多日辛勤劳动装扮起来的教室,十分靓丽、简洁而庄严。教员和电台的同志都来了,尤其令人高兴的是彭雪枫师长亲临指示。他讲了当前的斗争形势和今后的任务,无线电通信的重要性。要我们树立高度的政治责任心,严保机密,遵守纪律,发扬艰苦精神,圆满、按时完成这次学习任务,为通信工作做出应有的贡献。三科长兼电台中队长熊梦飞在讲话中,特别强调学习中可能遇到的困难,要有信心,不要辜负首长对我们的殷切期望。


   听了师长的讲话后,我和刘宇同志的思想逐渐安定下来,和同志们一起融会到紧张地学习之中。


   彭雪枫师长,非常关心我们的学习,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曾多次来看望我们,总是勉励大家努力学习,珍惜当前较安定的环境,尽快学成,早日走上工作岗位。


    学习开始,在艰难地背颂z6个英文电码的基础上。缓慢地学习抄收报。熊梦飞科长常以口读电码给我们抄写,耐心而慈祥。领导亲自教学,我们很受鼓舞,也增强了克服困难的力量。


   报训队没有专职教员,收、发报,通报课等,由电台队长、报务员兼任;机务理论、收、发报机故障排除,则由老机务员施士林同志兼课;政治课是政治部来人讲授的。师首长作政治时事报告的大会,我们全都参加。


    课程安排紧而重点突出,政治和机务知识课的比例,不过20%左右。所以,我们总是紧张地在抄报、发报和背诵通报应用英语,以及“Q”简语。英文报大家都感到难抄,因为我们没有英语基础,不少同志来报训队后才学了26个英文字母。此外,英文报易发不易抄,间隔更难掌握。一次何队长上收报课,叫我校对,漏掉几个字。他训斥我思想开小差了!抄报思想要集中么!其实我是很专心的,感到非常委屈,课后还哭了呢!
  发报、通报和机务课的实用操作,均为器材所限,只能以班为单位,再分组依次进行。


    纸张、文具都是从敌占区的据点里买来的,宝贝得很。没有印成的教材,教员也是手写提纲,大家聚精会神地听,靠脑子记。能做笔记的就尽量记。不过那时没有什么像样的笔记本,五花八门,弄点纸订起来能写字就行。


   抄报用的白纸就更珍贵了,可谓惜纸如金。先是正面写,后是反面写,再是反来复去一遍又一遍的写,直至全成黑的什么也看不清楚为止。


   铅笔,是我们学习中最重要的文具之一,大家非常爱惜,一直用到手握不住,也舍不得把它丢掉。后来不知哪位同学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拿芦苇做套管,把铅笔的利用率大为提高,几乎可以用到只余下l公分多。而且解决了铅笔短于6公分后,不便握牢,以致影响抄报时书写速度的困难。就地取材,既节约又实用,很受叶本瑞副队长的赞赏。


   生活非常艰苦,地铺用的是麦秸,为防向外滑出影响整洁,我们用芦苇捆扎成直径约15公分,长度等同通铺(一间房子的长度)的耙子档住,一个班全挤在一起。被子不过两三斤重,垫单是一块5尺长的白布,还不是每人一条。地上潮湿,无处洗澡,更无衬衣换洗。生虱子是普遍现象,不少同志长了疥疮,严重的走路都困难。那年根据地收成不好,吃的是杂粮面窝窝头、地瓜干和胡罗卜稀饭。我们各班在房前屋后开了几小片地,种些黑白菜(和油冬类似)。使我记忆最深的是到洪泽湖割芦苇,湖边的浅滩水域生长着一望无际的芦苇,秋天成熟,地方政府划给部队一个范围,司、政、后机关和直属分队就可在此区域采割。我们报训队开学后,每隔一、二周的星期日就轮流去割芦苇,把买烧柴的钱省下来改善伙食。


   割芦苇都在几十公分深的水里,上面蚊子咬,水下蚂蟥叮,大家都很厌恶,但又无奈。被叮上后,不但吮吸血液,还很难打掉。有时叮久了,打掉后还流血不止。以后我们就将长裤用绳子扎起来下水,脚虽裸露,站在稀泥里蚂蟥就奈何不得了。当劳动结束上岸时,裤子上都或多或少粘附一些蚂蟥。见怪不怪,将其清除掉完事。


   洪泽湖盛产菱角和鸡头米,黑鱼特多。此鱼喜蛰伏于杂草烂泥中。休息时虽然感到累,可谁也没有呆坐在用芦苇堆起的“台子”上,而是去摸鱼和采菱角。除割下大堆的芦苇外,这些“副业”产品也颇有收获,有时竞能抓到二、三斤重的黑鱼呢!


   从半城至洪泽湖水滩有1O里左右,割下的苇子晒干后,我们还利用晚饭后或假日去帮伙房扛回来。虽辛苦,但大家情绪很高,也闹出不少笑话。有一次司务长借到一只小船,我们3、4个同学负责装运,芦苇轻而体积大,重量虽不超载,但芦苇在船上已堆得很高,重心错位,船不易驾驶。同学孙显扬是粗中无细的性格,在转弯处用力不当,将船搞翻,人也被压在下面。幸亏河沟的水不深,大家七手八脚把他救了起来,不过弄得满身污泥,成了“泥人”,同学们一边帮他刷洗,一边重新装船,一边在开心地谈笑,由此孙显扬同志就落得个“扒翻船”的绰号。


    生活条件虽然艰苦,但同学们思想情绪非常乐观,同学之间,团结友爱,生活上互相关心照顾,政治思想上互相帮助,尤其对年龄较小和女同志,大家更加体贴爱护。谈心是常事,在班务会、党小组会上都能较好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互相勉励。对学习有困难的同志大家则尽力相助,使其树立信心,以达共同进步。


    我们始终保持着饱满的学习热情,积极求进的良好状态和高涨的革命情怀。饭前课后,歌声嘹亮,蓝球场上总是热闹非凡,无时不是一派生气勃勃的革命景象。


    经受了严冬的磨砺,终于迎来了春天。个个冻得发红、发紫、发胖的手,也已恢复本来面目,只是给人们留下了褐色疤痕。还有那穿着草鞋常被冻麻木的双脚,已受春风抚慰而苏醒。1942年4月18日,经考试合格,我们胜利结业。那天,大家欢声笑语,喜气洋洋,沉浸在幸福的气氛之中。惟有一直关心我们学习的彭雪枫师长,因故未能亲临指示,给我们留下了遗憾!


    根据学习成绩的情况,我们编成三个见习班,分别到1台、2台和新闻台实习工作,我被分配至2台当见习报务员。


   岁月匆匆,人事沧桑,转瞬已近60年过去,当年的小伙子、小姑娘,如今皆是白发苍苍的耄耋老人了!且有多位已辞世西去。我愿晚霞更璀璨!


附:新四军第4师第3期报训队名单:


    白广勋  赵义隆  刘学魁  张鼎士
    潘醒民  潘  暐  於洪海  陈佩亭
    孙显扬  刘  宇  林  松  梁敬功
    王永学  许世良  彭太廉  王善士
    高兴堂  黄绍先  徐士钧  张  玲
    赵志清  高玉贤  阎化成  张长胜
    吴言良  杨瑾(女)邵殿奇
    苏平(女)段绪伦  李萍(女)刘德明
    訾半(恭让)      张灿华(女)  张志祥  庞桂芝

 

 

本文摘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原二十一军通信兵老战士文集[难忘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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