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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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解放战争时期作通信工作的回顾
时间:2014-10-27 11:12:16 供稿: 浏览:292

   一九三八年八、九月间,军委三局分配李景瑞、黄荣和我三人到新四军工作,从延安出发到新四军驻南昌办事处,正赶上过中秋节。这一次从延安分配到新四军来工作的有好几十人,我们一路同行,但做通信工作的就是我们三人。

    新四军驻南昌办事处,当时是黄道同志负责,办事处有一部电台,电台队长是袁德钧同志,报务员王振芳、李仕毅。我们三人还到报房去看了一下。后因国民党处处限制我们,不允许办事处设电台,不久,办事处这部电台也回到了军部,成为军部总台的第四台。

    我们在南昌办事处过了中秋节,约在十月份到了云岭新四军军部。李景瑞同志从军部直接分配到一支队司令部电台上去工作,很快,黄荣同志跟张云逸参谋长到江北指挥部组建通信工作。我留在军部无线电总台任报务主任兼一分队队长。

   新四军司令部参谋处三科长是胡立教同志,曹丹辉同志是无线电总台队长。在曹丹辉探家期间,我临时代替负责总台工作。

   军部先后开设四部工作电台、一部新闻台。

   总台:又称一台。总台长曹丹辉兼,报务主任郭隆辉,报务员先后有赖平、张吾道、秦焕臣(后调三支队任电台队长)等,主要联络延安党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

   二台;队长罗兴英,报务员有王××……,属统战电台,主要联络国民党第三战区及下属有关部队。

   三台:队长温亮彰(现名温诤),报务员先后有吴茂达(现名吴群)、廖希贤、李仕毅等,主要联络各支队。

   四台:队长袁德钧,报务员有王振芳、李仕毅等,属东南分局电台,主要联络延安党中央、长江局、上海和福建地下党,一般都是晚上工作,白天难以沟通。这部电台在皖南事变前撤销,合并到其他电台工作。

   新闻台:设在政治部,属电总台建制,人员、器材都由电总台负责。主要抄收延安、重庆和国外的新闻。

   各台的报务员是经常流动的,很难说清那个报务员就是那个台的。军部的无线电报务训练队毕业的新报务员,一般都要到这四个台上来见习一段时间后才分配到各支队去工作。当时设的四部工作电台,按照国民党军政部的规定,只有二台是合法的。

   总台本身的职责任务是:对全军的无线电通信实施组织保障。如:通信人员的培训,通信人员的调动,通信纪律的规定,通信机密的执行和通信器材的储备及对通信工作的检查、指导和总结等。当时每一个电台都是一个独立的伙食单位,除报务员外,还有摇机员兼运输员,有警卫人员,伙食也是由他们搞。

   三科还有一个“三山办公室”,这是为了保密对外称呼的一个代号,意思是三科设在山上的一个办公室,专门搞侦听破译工作,开始时有四部收信机,十几个报务员。“三山办公室”设在离罗里村二里多路的一个山凹里,临时盖了几间房子。三科长胡立教同志以主要精力抓“三山办公室”的工作,朱承基任支部书记。李树政和我等都到“三山办公室”工作过。

   由于胡立教同志忙于侦破工作,通信工作主要由曹丹辉同志主持,后来曹丹辉同志任三科副科长兼无线电总台长。

   无线电总台还有一个电训班,主要训练无线电报务人员,听说,电训班开始时由吴志恒负责过,这个人是从三战区派来的,技术很好,但政治面貌不清,后来不知下落。我到军部时,电训班主任是曹维廉同志,曹是一名知识分子,由地下党送来的,会机务,懂英文,会唱歌,工作很出色。电总台还有一个机务房,机务主任张相友(此人在皖南事变前夕,军部非战斗人员向苏南转移时,途中又逃跑回皖南,和房东的姑娘结婚了),机务员张富根等。

   当时我们通信工作是根据抗日战争的环境和特点,依照我们有限的通信能力,极大地发挥各自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园满的完成首长交给我们电台的通信任务,有力打击了敌人,保障夺取抗日战争的一切胜利。我们主观上在“迅速、准确、安全”的前提下,做到争分夺秒,使电报做到“随到随发,随收随送”,极大地发挥电台的有力作用。的确,在环境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首长经常对电台无微不至的关心,对我们电台人员来说起了极大的推动和鼓舞作用。

   如何加强通信部门本身的联系问题,当时我们认为要从实际出发,根据具体情况的变化而变化:①在个别地区情况较为稳定时,则采取随时派人来往直接见面交换情况,凡是上级的规定和指示应照办执行,无特殊情况不得随意变动。②在环境恶劣情况多变的地区,通信干部要一切谨慎从事,紧紧依靠群众,随时请示领导,如有特殊事宜,可随时用电报向上级请示处理。

   一九四一年初,发生了皖南事变。皖南事变前,军部已经陆续撤走了好几批,其中电台有温亮彰、赖平等报务员,非战斗人员基本都离开了皖南,留下来的主要是军部机关工作人员和部队。一月二、三日,军部机关和部队进行了转移前的动员编组,皖南部队九千余人编为三个纵队。我们电总台也进行了调整,将电台合并为两个台,一台由曹丹辉同志亲自负责,报务员有郭隆辉、肖克贵、吴茂达等,机务员有郭××、张根富、陈××(知识分子、党员、有三十多岁,菲利宾华侨)。二台由罗兴英负责,报务员有廖希贤、汪××等。

   部队行动以后,我们电台在茂林(镇)前通信尚称顺畅,但离开茂林后,通信联系就发生了困难。原因是,一方面队伍急行军不能架设工作,因队伍强行军力图突破封锁线,迅速向目的地进发,没有特急电报,一般都不可能停下来工作。另一方面,因我们受阻后,部队进入山区处在高山峻岭、路窄人多、前进无路、后退不能,整个队伍施展不开,行动范围越来越小的境地。当时都感到处境十分不利,形势日趋紧张,情况越来越恶化,在处境危急的情况下,只好留下二台应付“三战区”的联系,电报也不多,实际三战区是在和我们作表面文章。一台离开茂林镇以后很少开设工作。整个部队虽几天都喝不上水、吃不上饭,但仍坚守在寒冷的高山上,严守阵地,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敌人夺取了我们的制高点,以猛然的火力向我们射击。一天黄昏的时候,我们电台人员也夹在突围队伍中,因山高坡陡,在人员拥挤的情况下,所有电台人员未能一块行动,到了深夜,我们几个人(袁德钧、罗兴英、吴茂达和我)一面走一面看,只看到了几个摇机员(记不清名字了)背着机器随后跟进。天朦朦亮时人群仍然争先恐后朝前拥去,大约午后一点钟左右,我们到了山顶。可是,山的那边更是悬崖峭壁,荆棘丛生,灌木密林,难以起步。但为了突出重围,大家只好用攀枝方法向下步步爬行,因而摔下悬崖绝壁的人着实很多,凡是体弱的人只要几经跌摔势必身受重伤痛苦难忍,有的几乎奄奄一息躺在地下再也无法爬起来,我们电台队长袁德钧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当袁在呻吟中说“不要管我了,只求你们赶紧突围出去,寻找我们的队伍,告诉组织,我不能再为革命工作了……。”这些刺人心肺的遗嘱都使我们内心难以忍受。我们舍不得丢下他,但又不得不丢下他,没有亲身经历的人是难以想象当时的情景的。

   我们继续爬行到了山脚下出了山口,不料,我们中了敌人的埋伏,进了敌人的包围圈。不一会,敌人嚎叫起来,喊什么“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缴枪不杀”,紧接着就是枪声四起,朝着我们射击,当场有不少同志身亡,有的同志负伤,有的同志被俘。我们也深知虎口难逃,便很快跑进路旁的草房内,将机器砸毁,将碎片丢在居民的房子上和锅灶内。这一天大概是一月十三或十四日,我们被俘了。第二天我在敌人押送的途中首先逃脱了虎口,罗兴英、吴茂达两人也接着逃出了虎口,结果我们三人又走散了。

   我约走了一个星期,通过国民党的道道封锁线、通过日军活动地区、偷渡过长江,到江北岸后,经过约二天时间才找上我们的部队,通过我的建议后,他们开始准备接应事变突围人员。再往北去,就到了游击纵队司令部,曾希圣同志就在那里。这里还有一部电台,陈达云同志正在电台上工作,这部电台的队长和报务员都是他一个人。罗兴英、吴茂达已先期突围到这里,并已参加电台工作。作为通信人员,我算是第二批到达江北,三人见面,心情都很沉痛。曾希圣同志组织人员穿上便衣沿江巡逻,收容突围过江的人员,一批又一批地护送到江北。以后,曹丹辉和一个译电员一块儿来了,李仕毅也来了,还陆陆续续地来了不少同志。盐城新军部还发电报来,了解突围到江北的人员情况。

   一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二月十八日,军委颁布了新四军成立七个师的编制。一九四一年夏,皖中部队和皖南突围出来的人员组建成第七师,军部三科要我留在七师电台工作。留在七师的从皖南突围出来的通信人员有李树政、李仕毅及后来到七师的王振芳等同志,加上原来皖中部队电台上的通信人员陈达云、郑嘉璜、郭金海等,军部还派了一些报务员来。师部成立了一、二台,李树政为师电台中队长。陈达云为和含支队电台队长,王振芳为沿江支队电台队长,郭金海为皖南支队电台队长,郑嘉璜为挺进支队电台队长。在四二年初,皖江地区形势发展很快,部队变化很大,为了加强七师通信工作,军部特派黄子坤等数人前来加强七师的通信工作,不久经组织批准,师部成立通信科,黄任科长兼电台中队长。当年夏季,皖江地区形势急剧变化,情况日趋紧张,除顽军不断向我袭击外,日本侵略军又以重兵分三路向师部进行围攻扫荡。我记得在一个大雨倾盆的晚上,师部撤离驻地,向外线转移,行军至拂晓与敌遭遇,当时战斗十分激烈,情况极为紧张,人员已被冲散(大部分人员对地形熟悉,自动向南方疏散),其间约四、五天的时间,我台被迫失去了通信联系,但不几天整个人员又迅速返部,恢复了正常工作。事后检查发现,我们除有一位女报务员受轻伤外,其他无大的损失。通过这一阶段的情况变化,在许多实际问题上,时时刻刻都在向我们提醒:①我们是处在敌占区,时刻都在和敌人进行多方面的尖锐的斗争,我们必须加强群众纪律的教育,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让多数群众站在我们一边,这是我们克敌制胜的根本保证。②要严格加强内部工作人员的保密教育(无论军事、政治、政策等方面),特别是电台报务人员对有关通信保密规定的执行,更有其特殊的重要意义。③对通信部门的整个人员,要时刻警惕在言语上、行动上,防止发生失泄密的现象和行为。

   一九四O年夏,上级又派来了一批通信人员,如贾守仁等。这对七师的通信工作又是一个很大的加强。七师的电台通信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在艰苦复杂的斗争中成长起来。它紧紧依靠党的组织领导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努力,基本上完成了党交给的通信任务,但由于地区分割、交通阻隔、加之战斗频繁,使彼此工作交流十分困难,因而通信保障能力提高得不很快。

   一九四二年夏季反“扫荡”以后,黄子坤科长仍回三师工作。一九四五年,何永忠同志到七师,再次成立三科,何任科长兼无线电台中队长。

   一九四三年八、九月间,我到黄花塘新四军军部党校参加整风学习,大概学习了半年多时间,分配到军部无线电总队任报务主任兼区队长。军司令部参谋处三科长是曹丹辉,副科长黄荣。电区队开设四部工作电台,一个新闻台,后来还开设了气象台。一台队长张起信,联络延安;二台(战报台)队长宁波;三台(军事台)队长王子祥;四台队长刘振戈,报务主任曹彬。

  电总队机务房机务主任朱连,副主任曹维廉,机务员有张富相等。

  这时通信工作已经大大加强,开办了通信学校,训练的报务员大部分到电台,一部分到“立教办公室”搞侦听工作。有线电话通信也普遍使用。

    二、解放战争时期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日本正式签字投降,抗日战争最后胜利。新四军根据党中央的全国战略方针,与山东军区留下来的部队进行统一整编。在整编中,我从军部调到一纵队司令部三科任科长。一纵队司令员叶飞,政委赖传珠,参谋长贺敏学。一纵由苏浙军区笫二、四纵队和苏中教导第一旅为基础于十一月份在淮水组成,开赴山东。

   一纵三科有参谋二人,刘××和杨××。

   电台区队有三部工作电台,一部新闻台。一台队长景国良、二台许××。

   两个电话连、一个通信连(步骑通信),后来成立了通信营。

   各旅(一、二、三旅)有通信股、电台、电话连、通信连。

   一九四八年五月,华东野战军调我到野司三科任副科长,科长是李景瑞同志,副科长还有廖昌林、廖辉、郭季田同志。下设股。野司有五部工作电台,一部新闻台,两个电话连,每连都有180多人。

   我在这期间分管无线电台工作,根据上级下达的任务,我提出无线电通信要绝对保证通信畅通,做到“去报即发,来报即收,收后即送”,保证质量是根本要求。当然,要做到上述要求必须层层做思想动员工作,明确其自身任务,各负其责,互相配合。要高质量地完成自身任务,必须经常不断地加强学习,提高业务技术水平,掌握与了解和本身有关的各台通信联络情况。每次战斗结束后,根据本单位(或个人)在执行和完成任务中有何缺点与收获都做一总结,以利以后工作的提高和改进。

   一九四九年二月,华东野战军改编为第三野战军,辖第七、八、九、十兵团,第二十至第三十五军共十六个军、一个特种兵纵队。我调九兵团司令部任三科长,副科长陈光远。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政委郭化若、参谋长覃健。我从野司带了一部电台、几个报务员、一个通信参谋到九兵团去组建三科,兵团又从部队抽调了一些通信人员,共两部电台组成一个电台区队,两个电话连、一个通信连,后来成立了通信营。

   两部电台,一台对三野司令部及友邻兵团,二台对本兵团所属各军及兵团后勤部。上述两台的通信联络规定均按三野司令部统一规定执行。

  两个电话连,一连(人员设备较为整齐)负责前沿作战的通信联络任务,二连负责战斗行动前和结束后通信联络任务。每当我们接受首长交给的任务后,就派参谋人员跟随各连队,与连队干部商讨有效办法去完成线路架设任务,每完成一次任务,都要写一小结交上级组织。在整个战斗进行中,广泛采用各种通信手段,如步骑、司号、旗语等。另一方面,在特殊情况下,也可灵活的利用敌人的或地方邮电部门的通信设备组织通信联络,以了解部队的情况。如我军渡江后,敌军溃逃,我实施长距离追歼,在昼夜急行军的情况下,不允许也不可能停下来架设电话,于是我们曾经利用地方电信局的设备了解追击部队的情况。利用他时(指我尚未解放地区的电信局),首先对其讲明政策,以和蔼的语句,严肃的态度,询问当地当时的军政实情。只要我们工作做好了,他们也以积极热情的态度,把当地情况告诉我们。他们提供的情况,对我们作战指挥也起了一定的参考作用。首长听了我们的汇报后,表示满意。

   海战役开始前,我们通信部门和通信分队,在明确任务的前提下加紧作好各项准备工作,各部队通信科都详细掌握了各自使用的明线线路情况,并主动与作战部门和友邻通信部门取得密切联系,以求及时组织调整通信线路和无线电联络关系。在上海战役的全过程中,我们根据其地理条件,军以下的通信,主要采用有线电;兵团部对上、对下的通信,采取有线电、无线电并用。在线路架设上一般采取由上而下,有时也采用由下而上的方法进行架设,各级都非常重视通信人员的思想发动和通信联络实施办法的研究,从思想和技术上保证了通信任务的完成。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我离开九兵团到上海市电信局任局长,三科长(后称处)一职由八兵团廖辉同志调任,以后九兵团参加了抗美援朝。

                 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日  于沈阳

注:本文选自新四军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通信兵史料回忆选编]第二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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