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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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报务员的回忆
时间:2014-10-27 11:12:15 供稿: 浏览:379

延安无线电通讯训练队

左起:汤汉章 林彬(朱士朴) 刘克东 严成钦 李英 黄达 李映潭 虫虫(小孩)

1947年至1948年一年多的时间,我以一名报务员的身份跟随领导机关转战陕北,这段经历让我终生难忘。

奔赴新的学习岗位

1945年9月,陕甘宁联防军司令部(简称联司)通信科(三科)派参谋崔伦到抗大七分校为联司通信训练队招生,学无线电报务技术。女生队有10个名额,大家自愿报名。结果,王杰、王铭慈、张清欣、张英华、邢志华、黎锦、彭秀文、詹志卿、信书志、李连敬被选中;此外,还在二大队招了几十个男生。

我们就要奔赴新的学习岗位了,队上开了欢送会,还为我们做了丰盛的饭菜。在欢送会上,我们唱起了毕业歌和鞭策、鼓舞我一生的抗大校歌。我们抱着努力上进的心愿,含着留恋的热泪,告别了在一起学习、行军、生产、生活过的同学和培育我们成长的母校,再次奔赴革命圣地延安。

联司通信训练队的驻地在延安飞机场边一个山沟的半山腰上,那里有块半圆形的平地,挖了十多孔土窑洞,像一个三面有房的院落。教室也设在土窑洞内,内有土台、木板搭成的桌凳,桌上摆着一排学练发报的鎯头和能听到声音的发声器。

同年10月开学,我们是联司通信训练队第二期学员。队长是严成钦,政治协理员是林彬(朱仕朴),党支部书记是向明华,收发报教员是汤汉章、李映潭,机务教员是黄达。学员约120余人,一区队主要来自抗大七分校,其中还有从重庆送来的1名学生,区队长是张俊生;二区队是从陕甘宁地区各中学招来的,区队长是许国祯。

经过半年的学习,我们于1946年4月毕业。除完成学习任务外,还参加过几次重大的政治活动,如毛主席重庆谈判结束回延安,我们全队到机场欢迎;朱总司令60寿辰,我们全队抬着自做的寿桃去祝寿;叶挺军长等乘飞机遇难,“四八”烈士的16个红色担架,我们队参加了接运,并参加了隆重的追悼会;此外,还参加过几次迎接外宾的活动。在这些活动中,我们见到了很多中央首长,聆听了他们的讲话,很受教育。

毕业时,我们同来的10个女生,除李连敬因故未能毕业外,詹志卿和王杰分配到了清凉山上的新闻台,其他7人(我在其中)分配到了联司电台的20分队和21分队见习。

学习结束时,我取得了收发报全优的成绩,并在队上选中了一个意中人

我的意中人朱仕朴(林彬)王诤摄
 
爱上报务工作

    1946年4月,我被分配到联司电台21分队,分队长是黎辉宝,报务主任是冀守廉。我们每人都由一位老报务员带班上岗,分配我跟梁立波(汤老师的爱人)见习。她对我要求很严,教得也很尽心,下班后我也常帮她做点家务,师徒关系处得非常好。她大胆放手看着我收发报,我也认真、细心地跟她学,见习三个月我就能独立工作了。经考核转正为报务员,可以正式排班上机了。

虽然我们报务员只能看到电码,不知内容,但可以看到报头上的等级,如平报“A”,急报“AA”,万万火急“AAA”。有时情况紧急,报务主任,甚至队长都来上机,有时司令部的参谋,三科的领导也来电台传达首长的指示,我们深深感到这工作的重要和责任。

每次上机一点也不能分心,要把发来的报准确地收过来,把发出的报清楚、准确地发出去。我发报平稳、清楚、好抄,为此,我曾负责值过发“全台报”的班,如有比较重要的电报,我都要呼叫点名。当时有9家电台每天有固定的收发报时间,开始一个台一个台叫到,发后再一个台一个台问收得怎样?抄不上我给重复,抄完整他们就给收据,这样9家电台逐个完成。遇天气情况好,发后一问,各家都抄得完整,给了收据,真痛快!对方“再见”时,也多发来鼓励友好的术语,我感到无比愉快,我真爱上了报务工作。

王诤摄

1946年端午节,我和我的意中人林彬(朱仕朴)结了婚。

毛主席的英明决策

    1947年3月当时毛主席和党中央、解放军总部都住在王家坪,这里是毛主席在延安最后住的一个地方。这时,蒋、胡匪帮集中二十五万全部美式装备的兵力,重点进攻延安;当时驻守陕甘宁边区的小米加步枪的解放军只有二万五千人,为此党中央决定主动撤离延安。中央和总部首长召集边区部队负责同志传达,但指战员纷纷表示要坚决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那怕是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也不能叫敌人占领延安。大家说:“一枪不放把延安让给敌人实在不甘心。”毛主席耐心地说服带兵的人,让他们了解中央这一决策,回去动员全军,说服满腔热血誓死保卫延安的指战员们。毛主席说:“延安在全中国、全世界都很有名,但作战的目的是为了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不是以保卫一城一地为主要目标。只要我们把敌人的有生力量消灭了,就有可能收复失地,发展边区。有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蒋介石进攻延安兵力和武器装备上占优势,但我们要看到陕北地势险要,群众基础好,我们一定能取得胜利。蒋介石进攻延安,不能说明他的强大和胜利,只能说明他的失败,他背上了一个大包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有的同志认为一枪不放地离开延安不甘心,你们可以放吗!朝天放吗!表示我们对运输大队长的欢迎。你们回去对指战员们说:我们离开延安一年,至多两年,我们会回来的,将来延安将永远属于人民。”

    1947年3月12日,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上午坐飞机撤离,下午国民党的飞机就来轰炸,首先轰炸了军委三局通信枢纽所在地,接着又炸了清凉山上新华社广播电台所在地,企图使中央和总部指挥失灵,失去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想捂住我们的嘴,不能揭发他们发动内战的罪行,对此中央、总部早有预料和准备,此时都已安全撤离。当天敌机在王家坪周围投下了许多炸弹,听说震得门窗直摇晃,毛主席还坐在办公室工作,当时同志们劝毛主席到防空洞里去躲一躲,毛主席说:“窑洞这么厚,不要紧。”这时警卫班一个同志从外边拾回一块炸弹片让毛主席看,毛主席接过来用手掂了掂,笑了笑说:“这东西很好,可以打把菜刀。”

    3月18日,据报告:敌人已到了七里铺,当时延安的机关干部和群众已转移,同志们多次向毛主席通报敌情,劝他上路,可他总是不肯,还说:“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他走他的,他到那个山头,我到这个山头,没有什么可怕的,来得及。”直到下午毛主席才让警卫员去安排饭,他说:“吃过饭再走。”毛主席叫同志们打扫卫生,把书整理好,放在书架上,还风趣地说:“敌人来了,首先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也好。”饭后离开延安前还一再问:“同志们走了没有?群众走了没有?”同志们回答:“都已安全撤离。”毛主席才离开。这时已是下午5点钟了。我们联司电台是在接到中央台停止工作后才开始撤天线。贺龙司令员和几个参谋一直陪着电台的同志和几个译电员,直至晚上8点才一同开车上路。我们同样按照上级的指示,把窑洞打扫得干干净净,把书摆在桌上,还把火盆的木炭架得高高的,表示我们是从容、主动撤离的。后来听我们在前总电台工作的同志们讲:他们当晚仍住在延安,还曾到我们电台驻地查看,这时我们煮的鸡肉和狗肉已熟,就都慰劳了他们。他们进窑洞时火盆的火还燃着。3月19日胡匪进延安后高兴得手舞足蹈,大开庆祝会,以为取得了多大的胜利,其实他哪里知道,这正是毛主席诱敌深入的“蘑菇”战术,就是利用陕北地势险要、群众基础好的优势,在泥坡上,山沟里拖垮他们,断他的给养,让他的官兵挨饿受冻,最后精疲力竭时消灭他的有生力量。毛主席还很形象地打比方说服官兵:“胡宗南军队是五块豆腐垛在一起,你一口吃不下,一块一块就可以吃掉,敌人进犯边区像是一个拳头进来,进来后变成一个巴掌——占领的据点,要分兵防守,我们一个指头一个指头地斩断他。”

迎接战斗考验

   1947年3月16日,根据战争形势的需要,成立了解放军西北野战兵团。我们联司电台20、21两个分队,抽调身强力壮的男报务员组成一个电台,黎辉宝任队长,冀守廉任报务主任,由三科科长刘克东和参谋黄达带领调西北野战兵团司令部,司令员是彭德怀。留下的10名报务员(我在其中)组成一个电台,队长是段华夫,由参谋向明华、吴雄带领留联司,司令员是贺龙。

    联司最后一批人员于3月18日晚8时撤离延安,经安塞第一站撤到了距延安80里的真武洞。这时电台的任务是联络中央前委、西北野战兵团和联司所属几个分区,还有晋绥。

    此后,联司转战各地,于1947年9月(大约),向前委、前总靠扰,驻在子州县境。这时,我们的电台几次遭空袭,敌机好像就是冲着我们电台来的,这引起了领导,特别是通信部门的重视。从此,我们的电台每到一地,天线就不许架在首长和联司机关驻地附近了。

     当年10月,野司驻在子州县马蹄沟,离我们的驻地只有一河之隔。从延安两个台分开,两台人员只是在机上交手,互相都很想念,现在靠得这么近,大家都很高兴。野司电台有的同志和我们联司电台通报时,在联络结语中说让我们过河去玩。我们在空班时真的去玩了。谁知第二天他们的电台就遭到了空袭,天线都被炸断了,幸亏没有伤人。以后又发生了几次这样的事,于是彭总将三科科长找来问:“为什么敌人的飞机跟得这么紧?盯得那么准呢?这一定有什么原因,通信部门要认真研究。”

    这成了当时通信部门领导和电台工作人员讨论研究的一件大事,大部分同志认为:野司和联司两部电台,发报机都是在延安用过多年带出来的,声音敌人都熟悉了,我们的发报手法敌人也摸清了,从而认准这是我军的重要电台,因此追踪轰炸。认识到症结所在,三科领导和通信机务参谋就领导大家换了发报机的管子;各台更换了呼号、波长;各人发报通报手法也尽力模仿敌军;在机上声东击西,躲过敌人的监听。例如,把对方呼出来,叫他等一等,立即把波长调到另一个事先约好的波长发报。

    后来,在清涧的一次战斗中,缴获了敌人一部无线电测向台,还俘虏了一名测向员,通信参谋向明华参加了审讯俘虏的工作。据被俘的测向员供认,从他们向我陕北重点进攻以来,就千方百计对我军电讯测向侦察。例如三纵队由晋绥来陕北参战,每天行军路线,所到的位置均被测获。这次发现我军在马蹄沟方向电台活动频繁,估计我军可能在开高级军事会议。据说那次野司电台邀请我们“过河来玩”,敌人分析是一位首长的行动密语,便派飞机来轰炸。看到缴获敌人的测向定位记录才明白,几乎我们所有的军事电台,他们都准确地标了出来,难怪敌机对我们电台跟得那么紧,盯得那么准。

     当知道敌人用了侦察测向,了解我军军事部署,对我军作战危害很大时,毛主席发出指示,要我们设法对付敌人的测向定位,而且一定要做出成绩。于是一场无线电反测向斗争开始了。主要是发挥人的作用,采取隐蔽指挥、隐蔽行动,加强电台佯动,特别要加强通信纪律,经过上下一齐努力,确实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光荣使命

     1947年11月,联司张参谋长召集报务员谈话,说中央首长急需看报纸和加强对全国的宣传,要抽调几个报务员去工作。一听说是毛主席需要,我们到会的马上都报了名,最后选定了6名(我是其中之一)。

     宣布的第二天我们就起程去亚洲部(出延安后中央前委的代号)。亚洲部当时在米脂县的杨家沟。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司令员,下有4个大队:一大队是负责警卫的;二大队是侦察敌情的;三大队是搞通信联络的;四大队是搞新闻的。我们去后编进了四大队,大队长是范长江,我被分到了新闻通报台。

     我们四大队新闻通报台的任务就是把党中央、解放军总部、毛主席向各解放区,全国人民、全世界告知的宣言、评论、社论、新闻等发往邯郸,再通过陕北广播电台(撤出延安后,延安广播电台迁往邯郸,改名为陕北广播电台。)播出。

    1947年11月,毛主席在米脂杨家沟召开中央会议。毛主席起草《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向全国人民发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伟大战斗号召。

    1947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在杨家沟召开会议,毛主席在会上作了题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极其重要的报告。

    1948年3月7日,毛主席发表《评西北大捷兼评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的重要评论。

    这些报告、评论等都是通过我们新闻通报台发出去的,其中我记得最清楚、印象最深的是发毛主席的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是我们新闻通报台三个鎯头兵和12个摇机员花了12个小时发出去的。译电员就和我们住在一个院,他们一边译,我们一边发。毛主席这篇报告是我遇到的最长的稿子,从晚上9点开始,我们每人发两小时一换手,摇机员俩人一班轮流干,大家紧张有序、聚精会神地工作着,一直到第二天上午9点才发完。

    我们这些鎯头兵,都深刻地认识到在中央前委身边,担负电讯传递任务是无尚光荣的,我们能够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履行党的通信战士职责,深感自己责任的重大。我们深知毛主席的战略思想、战役部署、英明决策、重要讲话等,都是通过我们的无线电波传递给各野战军、各联络对象,甚至全国人民的;各地的胜利捷报频频传来,同样离不开电台的工作。我们预感到伟大的祖国即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想到这些,就觉得混身有使不完的劲儿。我当时虽身怀有孕,但从未因此而休过一个班,我们当中也从来没有一个同志叫过苦,因为我们知道,自己肩负的使命神圣而光荣。

一餐便宴

    来到中央直属单位工作,见到毛主席的机会多些,常远远望到他手拉小女儿在户外散步;我还和他一同坐在一个场地看过戏;还看过他与夫人对垒下棋。在他离开陕北前,还接见了我们这些仍留陕北工作的同志们,那天我们几个女同志还应他夫人所约到他们的宿舍吃过红枣,人多凳子少就坐在他们的床上,那是离地不过一尺的一块大木板,上面铺着谷草,白单子两边还能看见谷杆头。毛主席穿的是和全体指战员一样的灰布衣,脚上穿的是托老乡帮做的黑布鞋,只是脖子上多了一条围巾(据说他一着凉就咳)。

    1948年3月8日,国际三八劳动妇女节,这天接到通知,叫女同志集合,说是首长召集一个座谈会,我正好没班就去了。周副主席招呼大家一一坐定,他首先讲话,表场了大家在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战斗中有功,特别是把孩子留在河东而自己为了工作来到前委的当了妈妈的同志们,周副主席讲完话,到会同志们也踊跃发言并表了决心。会快结束时,周副主席向大家宣布说:“会后都不要走,毛主席还给大家准备了便宴,饭后还开舞会。”开会的地方,既是饭堂也是舞场,拉开了会议桌,周副主席招呼大家分坐两桌,一桌他做陪,一桌毛主席做陪。毛主席带着夫人和他的小女儿李讷入座了,李讷靠我坐,我和李讷就说起话来,我问她:“你怎么叫李讷?”她说:“这名字是爸爸起的,说我刚会发音,只会里啦!里啦!”还抬头看着她爸爸问:“是吗?”毛主席笑着说:“自然音吗!自己只会说里啦就起名叫李讷吗。”大家都笑了。饭来了,是小米大红豆干饭。毛主席拿起筷子招呼大家开始吃,土豆没有去皮,据说是毛主席不让去皮,他们平日吃也是一样,那天饭后桌上一点皮也没见到。这顿饭虽无山珍海味,也没有酒、肉、鸡、鸭、鱼,可那股甜、香、热呼劲儿,至今还留在我的记忆里。

光复延安  解放西安

     1948年3月23日,毛主席、周副主席率领中央机关和军委总部东渡黄河,到临县双塔村与中央后委会合后,于5月到达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

    我是平山县人,我来延安时母亲和妹妹就住在平山县南庄,我外祖母家离西柏坡只有3里路。我本可以去西柏坡并顺路回家看看的,但上级决定,凡一方家属在陕北工作的,另一方一律留下。我的丈夫林彬当时在一野三科工作,当然我是不许走了。属于这种情况的约留下一百来人。

     毛主席、周副主席临走前接见了我们,动员说服大家愉快地留下,安心在陕北工作。并说,陕北人民对革命是有贡献的,陕北是长征红军的落脚点,又是北上抗日的起步地。许多热血青年和名人志士来到延安,参加革命,而且在这块宝地上我们又培养训练出一批批的党、政、军骨干送往各解放区和地下党。特别在转战陕北的过程中,陕北的父老乡亲是舍出命来支援和保护我们的。我们在陕北的十三年将永记史册。目前解放战争的胜利已成定局,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号角已经吹响,陕北是个好地方,但为了全国革命形势的需要,中央决定迁往华北去,你们很快就可以回到延安去(当时没有记录,只凭记忆)。

     接见后,我们回单位交了工作,第二天就分别到西北局和西北军区报到了。这时,陕甘宁联防军司令部已改名为西北军区司令部,我们所有报务人员调回西北军区通信联络处(简称通联处)待命。我到二科侦察台上班,主要任务是:侦察附近有无敌台,兼检察我方电台有无违规失密的漏洞。

    1948年4月22日,延安又回到人民手中,但是此时延安遭到敌人严重破坏,好多民房和军政建筑上的木材都被拆去修碉堡了,我们撤离前埋在地下的灶具和衣物等也被挖掘一空。更让人伤脑筋的是敌人逃跑前,满山遍野都埋上了地雷,我们只能在扫雷队扫过并立有标志的地区活动。在生活上我们也遇到不少困难,特别是蔬菜副食等供应紧张,真让人怀念大生产运动后,我们边区军民丰衣足食的生活。面对重重困难,我们没有气馁,我们坚信,回到人民手中的延安,一定会建设得更美好!人民生活也会一天天好起来。

    我们是随通联处返回延安的,当时通联处正副处长是龙振彪、黎东汉。通联处共有四部电台,西北局两部,西北军区两部,我被分配到军区一台。

    我在电台工作以来,最使我焦急不安的一件事,发生在1948年5月的一天。那天,我们突然和一野司令部的电台中断了联络。急叫队长、报务主任,他们先后上机,敲烂了我们的鎯头,也收不到回音。快速报告处领导、司令部首长。中央台也和一野失去了联络,中央首长也急。大家预感到一野电台一定是遇到了敌情,如果是遇到空袭把天线炸毁,不会这么久还架不起备份天线;难道是一野司令部遭到了敌人袭击?同志们猜想着,分析着,担心着,因为我们很多熟悉的同志和亲人都在那里工作。我们焦急地、紧张地、尽心地守听了三天三夜。我们估计,他们一定是遇到了极大的危险,为此,我们都捏着一把汗,我一边抚摸着未出世的胎儿,一边暗暗地急哭了。

    三天过去了,终于从一个旅的电台上,收听到一野电台的呼叫声,我们全台高兴极了,马上报告通联处领导、司令部首长、通报中央台。原来一野司令部遭到马匪袭击,电台未来得及撤天线,也未来得及驮器材箱,就接命令突围了。急行军三天三夜,才冲出敌人的包围。后来,林彬曾给我讲述过这段经历。

    1948年7月8日,在桥儿沟医院我生下了大女儿延光,这是林彬从前方写信来取的名,意思是延安光复,延安光明。

    1949年5月,西安解放后,我们电台人员随西北军区司令部迁往西安,电台设在杨虎成公馆。

    在这期间,林彬因病到西安治疗,回到我处。他见到女儿,抱在怀里,举到头上,看也看不够,父女亲热的情景至今好像还显现在眼前。当时延光已满10个月,长得像她爸,大大的眼睛,白白的皮肤,很好看,她给养病中的父亲带来不少欢乐。林彬休养月余,又回到了前方,投入解放兰州的战斗。

    我后来调到西北军区通讯总台任报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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