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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炳辉在长征路上
文章作者:管理员 时间:2017-1-9 13:22:27 供稿:本站 浏览:179

茅台渡口                                                                                                        红军四渡赤水纪念塔

四渡赤水

1935年1月19日,根据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的决定,中央红军分兵三路从遵义向四川泸州、宜宾方向进发。
   在红军离开遵义之前,军委已派林彪率先头部队先走一步,希望他能扫清道路,使红军主力得以在泸州和宜宾之间渡过长江。
   1月20日,中革军委发出了《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22日,中央政治局、中革军委为红军主力入川给四方面军发了电报,通报了这一战略转移的意图。从1月20日至25日的5天中,军委为实现新的战略转移,全军西移,并强调这一行动的关键一步是“争取渡河先机”。
  蒋介石为阻止中央主力红军北进四川,紧急调动兵力,对红军实施“堵剿”。
  1月12日,蒋介石令薛岳部速渡乌江电称:“据报‘匪’已全部渡过乌江,分三路窜扰,直趋渝、万,断绝长江交通,影响滋大。”同时急电驻川参谋团贺国光及四川军阀刘湘组织“川南剿总”,派潘文华为总指挥,集中所辖第二十一军兵力,布置防堵,封锁长江。1月16日,刘湘飞往泸州策划,各路敌军取道泸州、古蔺、涪陵、江津,分三路进入贵州赤水、习水拦击。
  1月19日,蒋介石亲自下达“川江南岸围剿计划”,其方针是:“我军以追剿军蹑‘匪’急追,压迫该‘匪’于川江南岸地区,与扼守川南行动部队及各要点之防堵部队,合围而聚歼之。”这时,除川军 12个旅纷纷向川南集结外,蒋介石的嫡系薛岳部的8个师,先头部队已进至乌江南岸;黔军王家烈的3个师,正从东、南两面向遵义急进;湘军4个师又进至湄潭以东的思南地区。敌军从四面八方涌来,红军又面临极为严重的处境。
  红九军团撤出湄潭,奉命经绥阳到娄山关接替红一军团防线。敌人几次猛攻娄山关,都被红九军团顶住。罗炳辉打电话问总部:“毛主席离开遵义没有?”回答说:“毛主席还未走。”罗炳辉便急忙赶到第一线,鼓励大家:“现在毛主席还未离开遵义,党中央、军委和总部也还在遵义,我们要顽强战斗,拼死顶住敌人。哪怕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也要保住阵地,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安全。”在罗军长的亲自指挥下,敌人的多次冲锋都被打退了。在向习水进发途中,中央和军委纵队的许多老同志看到红九军团指战员穿着崭新的冬装,整齐的军容,都称赞说:“‘老九’不简单,能打能走,算得上常胜的游击军!”
  1月25日,红九军团取小道单独行动,争取攻克习水县城,掩护红一军团向土城前进。罗炳辉带着部队,沿着娄山关山脉北麓的羊肠小道,每天以百里的速度急行军。当部队进到距习水约35里的陈家寨时,被敌军挡住了去路。绕道去习水还需多走100多里路,时间已经来不及了。于是,他马上命令前卫营以机枪火力佯攻隘口,吸引敌人的注意力;另派侦察连长带一个班,从左侧攀登上去,突然一阵冲杀,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晕头转向,立即溃逃,于 26日下午比敌人早两个小时,抢先占领了习水县城。
  红九军团各部队刚吃完饭,警戒线上的哨兵就和来犯的敌人打了起来。
  1月27日上午11时,红九军团撤离习水奉命去参加土城战斗。在前进途中,要翻越一座30多里的大山,当时天寒地冻,阴雨绵绵,行动极为困难。特别在夜间行进,天很黑,一不小心就会掉下深渊,战士们只好以白毛巾为标记,一个跟着一个,一步一步地摸索前进。尽管前面不时轻声传来:“危险,注意!”的口令,但还是免不了意外的不幸事故发生:有驮东西的牲口跌下去了,有运输员连同挑的担子一起跌下去了,有的炊事员背着大锅跌下去了,还有抬担架的连同伤员一起跌下去了……罗炳辉和指战员们咽下悲痛的泪水,带着满腔的仇恨,忍饥耐寒,穿崖越沟,以坚韧不拔的顽强精神继续前进。
  当林彪率先头部队抵达赤水河附近的黄洞坡时.突然与敌遭遇。红一军团第三团竭尽全力战斗,仍冲不出敌人的火力网。林彪指挥部队坚持打到黄昏便撤出战斗。当晚连夜向军委报告了失利的消息。
  土城战斗的主战场在青杠坡,青杠坡地形特殊,是敌我双方鏖战的必争之地。越过青杠坡,倾斜而下土城,就无险可守了。元月 28日拂晓,红军首先在青杠坡山梁的营棚顶与川敌展开激战。经过十余次冲锋,反复争夺,营棚顶这块要地敌我易手数次。围绕这个中心战场的外围据点同时也展开了激战。据许长庚在《毛主席送朱总司令上火线》一文记述:“敌我双方犬牙交错,红军和白军扭杀成一团,已经没有固定的、明显的作战阵地了。朱总司令的指挥所,也变成了独挡一面的战斗单位了。”
  从林彪失利的消息和主力红军所面临的战斗场面,中央军委已经意识到这是一场十分残酷的恶战。红军手中幸存下来的两门山炮,朱德咬紧牙命令动用了其中一门,仅有的3发炮弹打完后,朱德又下令把炮扔进赤水河。下午3时,战斗还在激烈进行,国民党部队还在不断增援,面对这一情况,中央军委及时召开了紧急会议,这是长征以来红军在战斗激烈中召开的一次紧急会议。会议决定采取非常措施,命令部队黄昏时撤出战斗,迅速渡过赤水河,暂时放弃渡江北上计划,转向云南威信(扎西)地域集结。
  土城战斗的失利,成为红军一渡赤水,集结扎西,改变渡江北上计划的直接因素和这一军事行动的前奏,使党和红军再次脱离险境,在寻求新的机动中得到发展。
  在完成了掩护中央主力红军从土城渡过赤水河的任务后,罗炳辉指挥部队从习水县撤退到城外约5里的鸡飞崖,终于摆脱了敌人,渡过了赤水河,这是一渡赤水。
  2月4日,是当年农历正月初一,这是中国各族人民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按传统习俗,不管你在天涯海角,都要提前赶到家与亲人团聚。这一天,罗炳辉率红九军团从四川叙永的石厢子向云南东北部扎西(今威信)的进军途中,离他的老家彝良已不很远了。“每逢佳节倍思亲”,从1915年就离乡从军已整整20年没有回过家的罗炳辉,也十分想念亲人和故乡。但他和广大红军一样,不是不思念亲人,正是为了亲人的解放,才又离开亲人,迈向前进的征途。
  2月5日,中央和红军主力进入扎西境内。2月5日至9日,中央政治局在扎西召开了继遵义会议之后的又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决定洛甫(张闻天)接替博古(秦邦宪)在党中央负总责;审议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讨论决定并部署了对中央苏区和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反“围剿”斗争的战略、策略和组织问题,加强了对全国革命的领导;讨论决定了部队精简缩编和回兵黔北,重占遵义,打敌人回马枪等重大战略决策问题。在我党我军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当红军主力在扎西集结期间,蒋介石令何键率领湘军在湘西“围剿”红二、红六军团,以薛岳兵团和滇黔两省敌军组成“追剿”军第二路军,由龙云任总司令,薛岳任前敌总指挥,以吴奇伟的4个师为第一纵队,周浑元的4个师为第二纵队,滇军孙渡的4个旅为第三纵队,黔军王家烈的5个师为第四纵队,与川军潘文华一起,企图歼灭红军于长江南岸、横江以东、叙永以西地区。当敌人主力迫近扎西时,军委于2月11日20时在扎西下达命令,着各军团突然掉头东进,向敌人兵力薄弱的桐梓、遵义进攻。
  遵照军委命令,罗炳辉率部连续向东急进,于2月20日在古蔺的太平渡寻到几只小木船,缓慢地渡了两天,红九军团全体指战员才全部渡过赤水河,这是二渡赤水。
  罗炳辉率红九军团经过几天的爬山涉水,于2月25日到达桐梓的官店,和红五军团一起阻滞川军,掩护红一、红三军团向娄山关以南进攻。26日军委又电令红五、红九军团兼程南下,参加遵义附近的百丈场战役。
  2月27日,在路过桐梓以后,罗炳辉考虑到百丈场战役关系到赤化黔北的大事,必须打好,于是他和蔡树藩政委商量,由他带作战参谋、警卫员各一个及便衣侦察员8人,向前急赶,以便尽快赶到前线,接受军委指示。不料行至花园时,川军先头的一个连从岔道出来,截断去路,向他们开枪射击。在这万分危险的情况下,随罗炳辉的便衣侦察班以一当百、气吞山河之势,向敌人猛扑过去,将敌先头连击溃,罗炳辉安全脱险。
  2月28日清晨3时,在罗炳辉率部从板桥沿川黔公路向南急进途中,军委传来胜利消息:百丈场已为红三军团和军委干部团打下,遵义城已被再次占领,红一军团在遵义以南痛击了增援的吴奇伟部。
  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后,一举攻克桐梓、娄山关,重占遵义。在重占遵义的战役中,共歼敌20个团,俘敌3000余人。这是中央主力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消息传来,红军指战员深受鼓舞,而蒋介石则甚为懊丧,认为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
  罗炳辉率部返回板桥及其附近,着红七、红八两团向仁怀方向派出警戒,他亲自率部分参谋人员和红九团火速奔赴娄山关,于当晚9时接防,让军委干部团的上干队南下。
  3月1日清晨,罗炳辉带着红九团团长及3个营长一起勘察地形,选择阵地,亲自指挥这次阻击战。
  当日上午10时,川军潘文华部4个团从桐梓方向经红花园,进犯娄山关,企图威胁正在遵义休整的中央主力红军。川军走在前面的两个团以为红军已经撤走,便大模大样地蜂拥前进。待敌进至红九团加强连前沿阵地时,只听一声“打!”的口令,十几挺机枪以猛烈的火力同时向敌人扫射,当场击毙敌官兵100余人,余敌向桐梓方向逃窜。从此之后,敌人数日不敢再犯娄山关。
  遵义城再次被红军攻占后,蒋介石飞往重庆,亲自主持策划新的围攻,命令其军事头目运用在江西修碉堡的办法,在一些重要的城镇及交通干线修筑碉堡,以封锁红军。还严令各纵队尾追侧击,并亲笔写了一封长信,空投给吴奇伟,勉励其“雪遵义失败之耻” 。
  当敌人逼近时,毛泽东、朱德率红军主力由遵义地区突然转兵西进,决定由仁怀的茅台西渡赤水河,以便寻求新的战机。
  为执行掩护主力西渡赤水的任务,罗炳辉率红九军团于3月 17日到达茅台镇。这里的茅台酒闻名于世,红军指战员不仅会喝酒的要喝上几杯,不会喝酒的也要尝几口,大家举起用磁缸子盛的茅台酒,为红军的胜利、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干杯!
  3月18日,罗炳辉率红九军团随主力红军之后,西渡赤水河,进入四川境内,这是三渡赤水。
  此时,蒋介石认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调整部署,集中川、黔、滇、湘军阀部队及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在长江以南的川、黔边区,妄图围歼中央主力红军。而红军在这个地区忽东忽西,忽南忽北地与敌周旋,使敌人摸不清红军的真正意图。
  3月20日17时,中革军委电令:“估计尾追我军之郭敌①,将配合叙、蔺之川敌及毕节、赤水之滇敌等的截击,这使我西进不利。”“我野战军决秘密、迅速、坚决出敌不备折而东向,限21日夜由二郎滩至林滩地段渡过赤水东岸,寻求机动。”
  罗炳辉率红九军团以急行军到达习水西南的太平渡,工兵连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在一里多宽的赤水河面上,迅速架起了浮桥。3月21日凌晨,红九军团东渡赤水河,这是四渡赤水。
  当他们刚渡过赤水,拆除浮桥时,追敌两个团已赶到赤水河西岸,担任后卫的红八团隔河与敌对战1个多小时,把尾追的敌人甩在赤水河西岸后才尾随大队前进。
  四渡赤水在红军长征中是惊险的一幕。从一渡赤水到四渡赤水,前后50来天。这50来天,战斗极其频繁,生活非常艰苦。但红军像长了翅膀似的,在敌人重兵之间迂回穿插,忽东忽西,生龙活虎,处处主动,始终牵着敌人的鼻子走,把敌人弄得昏头转向,疲于奔命。

  ①郭敌,指川军郭勋祺旅。


罗炳辉                                                          红九军团司令部在宣威旧址

                                                                                                                占领宣威城
      蒋介石根本没有想到,滇军主力调出,疲于奔命之时,为红军西进云南敞开了一条大道。4月10日以后,红军越过湘黔公路,向西疾进,直插云南。正像国民党追击部队的师长万耀煌自白的那样:“共军转个弯,我们腿跑断。”
      过了虎跳石,部队虎气十足,一跃跨入云南境内。1935年4月 23日,罗炳辉率红九军团继续西进,离开频繁战斗了4个多月的贵州境地,于当晚进至云南省东部的平彝县(今富源县)的龙口场宿营。这里距昆明只有180多公里,自然会对国民党的云南省会以极大的威胁。
      进入平彝县以后,道路宽平,从这里向西到沾益、曲靖、马龙、直至昆明,大多是高原之中的平原,物产丰富,气候宜人,确实四季如春。它和贵州“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相比,有显著的不同。罗炳辉对云南民族风俗,专门向侦察连和宣传队作了介绍,告诉他们如何进行宣传、调查等。
      这时军委电令:为了粉碎敌人对我红军的围堵,九军团应向北行动,相机攻占宣威、东川。在东川以西过金沙江,到四川西南部的会理、西昌、石棉一带与主力会合。
      遵照军委的电令,罗炳辉率部由平彝进至沾益,向宣威挺进。进入云南境内,罗炳辉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他想念上了年纪的父亲和亲人,心情很不平静。红九军团的干部,大多知道罗炳辉是云南人,加之他平时同下级关系密切,所以干部们常同他开玩笑。这一天,红九团政委姜启化和三营教导员刘昂对罗炳辉说:“军团长,快打到你老家了,到了你老家,要请我们去做客吧!”罗炳辉操着云南口音笑着对他们说:“是啊,我老家就在彝良,离这儿不远了,可是,同志哥,现在可不行。等到革命胜利了,我请你们到我老家里当上宾,吃我家乡最好吃的东西。”逗得几个人哈哈大笑。
      4月27日,红九军团进至宣威以南的丰坝宿营时,得知驻地不远有一个敌方电话总站,掌握附近各地的军事情况。罗炳辉立即决定,由侦察科长曹达兴率领侦察连,化装成“中央军”,迅速赶到那里。这个电话总站有5个人管理,另有一个班的武装保护。他们对这支“中央军”毫不怀疑,曹达兴便在电话上查问了附近各地、各县的情况,尤其是弄清了板桥、宣威、会泽(东川)一带空虚,短期内敌军正规部队不会开来,为进攻宣威、会泽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4月28日下午,红九军团进占宣威的南面门户——板桥。这里原驻有敌保安团一个中队,听说红军来了,就闻风仓皇逃往宣威。
      板桥是中共云南省工委地下党组织活动的地方,这里群众基础较好,加之红九军团作战科长是地道的板桥人,所以红军一到,就受到当地老百姓的热烈欢迎。有的老乡说:“可盼到你们啦!”有的老乡不知从哪儿搞来些红纸,做成一杆杆小红旗,高举在空中摇摆,口里不断地喊着:“欢迎红军!欢迎红军!”
      驻地安顿好后,罗炳辉就急忙到军团司令部作战科,满面笑容地对作战科长刘雄武说:“刘科长,到家了,你回去看看吧!”听军团长这么一说,科里的同志才知道刘科长是板桥人。而刘雄武则不好意思地说:“离开家乡10多年了,想不到今天又回到家乡!”
      罗炳辉点点头说:“你的老母亲让地主逼死了,家里还有妻子和孩子嘛,回去看看吧!你的家也是我们的家,回去代我向亲人们问个好吧!”
      刘科长回到家里,乡亲们纷纷赶来看望,并向他询问红军的情况,雄武一一作了介绍,谈得十分亲热。他高兴地说:“乡亲们,晚饭后,我带你们去看看我们的罗炳辉军团长,他就是我们云南彝良人。”
      当晚,乡亲们带着食品,随刘雄武来部队驻地慰问红军。罗炳辉带着军团机关的干部到路口迎接。一位老伯拉着罗炳辉的手,笑眯眯地说:“罗军团长,到了这里,就是回到家了。请尝尝我们这里的土特产吧!”
      罗炳辉对乡亲们说:“板桥是刘科长的家乡,也是我们的家乡。乡亲们待我们太好了,我代表红九军团的全体同志感谢板桥的父老乡亲!”
      乡亲们都希望红军留下,帮助他们打土豪,闹翻身。罗炳辉进一步向乡亲们说明,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为穷人闹翻身求解放的,红军经过这里,是北上抗日。说服了乡亲们后又送他们回家。
      据侦察,驻守宣威县城的敌军有滇军的一个团和地方保安队。要进占宣威,必须把敌人击溃。于是,罗炳辉命令主力攻打宣威,留军团直属队和民运队在板桥工作。
      宣威火腿是举世闻名的,不仅产量多,而且味道鲜美。可是许多老百姓几辈人住在这里,天天看见火腿,却没有吃过一片火腿。留在板桥工作的同志在群众的欢呼声中,进入了板桥最大的火腿仓库。
      仓库的总管事一见红军进来,知道事情不妙,强装笑脸把一道道仓库门打开,然后讨好地说:“这是世界上最好的火腿,请大军尽量享用。”执行任务的红军严厉地说:“这些都是人民的血汗,都是人民的财产,应该归还人民!”这个总管只好没趣地走开了。
第二天清早,民运队打开仓库,扛着火腿到穷苦的老百姓家里去访问。老乡们见红军亲自送火腿来,感动得流下热泪,纷纷拉着红军诉起苦来。
板桥小学教员徐文烈是共产党员,他带领100多名学生要求参加红军。后经过挑选,留下身体较强,年龄稍大一点的,共76名,都是十五六岁的高年级学生,被编为宣传队;对那些年幼的,劝他们回去继续读书,以后再为国尽力,为民除害。
       驻守宣威的滇军和地方保安队,听到从板桥逃去的保安团报告大批红军到达的消息,恐怕被歼,在县长陈其栋的带领下,当晚夜间悄悄地溜出县城,次日天明,又继续逃跑到离城80余里的宝山躲避。
        4月29日上午,罗炳辉率领的红八团,兵不血刃就顺利地进占了宣威城。军团直属队和红七、红九团也随后于当日下午到达。
       《云南日报》当时对宣威失陷情形这样报道:“(宣威讯)本县县城,有城两重,内为石城,外为土城,高大坚固,修整完好,极易防守,县城有常备团兵一百八十名,有特务队兵三十名,有集合城内训练之保卫队兵六七百名,共约千余之众。以兵力论,亦属不弱,而此次到宣威之赤匪,论其人数,不过四五百人,虽有枪支,而子弹极少,且钝坏不堪使用,乃竟能不鸣一枪,不耗一弹,所过村寨,如入无人之境,兼得长驱直入,不攻而下县城者,县长实不能辞其咎。先是国历四月二十五日晚八时,县署据板桥(距县城三十里)侦察报告,谓赤匪已入板桥村中,但人数未详云云。陈县长得报,即于是夜十二时率常备队保卫队约千余人,枪约五六百支,标杆枪数百支,当晚出城,住距城约五里许之浦家山,赤匪队于次晨拂晓,安然入城,陈县长闻风,复将各队带距城约七八十里之宝山地方暂住。至二十七日,据侦察报告,入城之匪,只二三百人,在城外者,不过百余人,总共约四五百人。二十六日夜即出城。陈县长闻之,乃于二十七日由宝山拔队回城,然是时匪已退至离宣威城约三十里许之马街子矣。二十八日,中央军李师长率大兵到临,民心始稍安定,此其大略情形也。当赤匪入城时,满城人民,关门闭户,大有束手待毙之势。然是有匪满街叫喊,令各人开门做生意,并传锣云我红军如何如何好。不料到十二时许,将县署监卡打开,所有囚犯,一律放出,即开始抢劫,城内富户被抢者,多寡不一,至积谷兵米,亦被赤匪指使一般无赖肩挑背拿一扫而空云。”
       宣威县长陈其栋向云南省政府呈报红九军团入宣威情况:“……查此部匪人系共匪伪九军团罗炳辉部,匪数约四千左右,有大炮两尊、机关枪四十余挺;步枪、手枪共二千余支;人人持有手榴弹;骡马一百余匹,仅三匹骑马,余均供驮运;滑杆七十余架,均抬无线电机、军用电话、渡河桥等军用物品。其率领攻城之伪师长刘雄武及伪中小阶级之张星吉等均系县属住人。此次宣威之不能守,一因其势力雄厚,众寡不敌,再则其中坚分子多系县属住人,地方流痞早被诱惑。大敌骤至,不惟孤立无援,而且环境恶劣,无法固守,此其重因也。”
      红九军团开进宣威城时.群众涌向街头,热烈欢迎。进驻宣威后,经过摸底调查,没收了几家军阀经营的火腿罐头公司和地主的谷仓,并将火腿罐头和谷米分给贫苦群众,群众称赞“红军是劳苦大众的救命恩人”。军团政治部还贴出布告,规定每户大资本家、大地主要缴出银元5000元至7000元。一些小企业主也自动捐献款项。由于大资本家、大地主不敢调皮,上缴款项都有超过,两天之内就筹款3万多元。
      在宣威的第二天,哨兵向军团司令部报告说,敌人一支骡马队路过城郊。罗炳辉立即命令红七团一营去收拾骡马队。不到半个小时,红七团一营的指战员就押着几个俘虏,牵着120多匹骡马回来了。通过检查,原来骡马驮的是一大批银元和军用物资,这是一个意外的收获。罗炳辉立即指示供给部,给每个指战员发两块银元零用,并抽出一部分马匹给伤病员骑。
      其间,红九军团还在县城开展了“扩红”宣传,动员青年参加红军。在板桥参加红军的学生,成了“红小鬼”,也上街宣传,并且起到了良好的作用。许多青年农民看到这么多学生当了红军,也踊跃报名参加红军,红九军团在县城停留两天的时间里,就增加了新生力量近400名。
      1935年4月30日,接到军委电令:九军团应迅速离开宣威,准备渡过金沙江;如时间允许,可相机袭占东川(今会泽)。
      罗炳辉遵照军委的电令,率红九军团于5月1日率部离开宣威,向会泽前进。
      红九军团在宣威住了两天,作了一番休整,第三天又要出发了。部队怕惊动老乡,天还不亮就开始出发。可是,红九军团走出城时,许多老乡早已站在山路两旁等着红军了。有的老乡拉着红军的手不让走;有的竟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经过宣传解释,乡亲们明确了红军的任务后,才依依不舍地说:“好,你们去吧,去把敌人消灭了,让全国的穷人都翻身过好日子。”一位上了年纪的大妈,拉着侦察科长曹达兴的手,感激地说:“我的儿子长得和你一样,他也在红军里。”她用枯瘦如柴的手,伸进衣袋里,掏出一双草鞋,递给曹达兴同志,说:“孩子,拿去吧,穿着它好追杀敌人!”曹达兴接过大妈送的草鞋,激动地说:“我记住你的话,一定和大家一道狠狠地打击敌人。”是呀,在江西的一个小镇里,曹达兴也有一位年老的母亲。母亲领着他在贫困中讨吃求生,很小的时候就送他参加了红军……两个母亲多么相似啊!曹达兴同志后来在过了草地到达甘肃省成县的大川坝战斗中牺牲了。战友们为失去一个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的好同志而难过。如果两个母亲知道她们失去了一个好儿子,不知要悲痛到何等地步……

 见证“彝海结盟”的“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支队”队旗

                                                                                       再过彝族区
       1935年5月2日,罗炳辉率红九军团由礼洲镇开始向北移动,沿着安宁河大道北进,继续执行红军长征中的后卫任务。
  西昌守敌刘元塘部约两个团,察觉红军主力已经北进,便趁机反击。当敌进至礼洲镇以南5里的地方时,被红七、红八两团击溃,仓皇退回西昌城内。
  从礼洲镇向北,就进入彝族人民散居的大凉山地区。由于历代统治阶级的反动政策,使彝族人民对汉人有极大的隔阂,反对汉人“官兵”入境。两年前,川康军阀刘文辉部一个团到此企图镇压所谓“骚扰”而被彝族人民缴了械。
  红九军团遵照军委关于认真做好通过彝族地区准备的指示,召开了动员会,印发了宣传品,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由于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的红军先遣队做了大量宣传工作,刘伯承亲自和彝族首领小叶丹喝鸡血酒结盟,谈判修好,因而彝族人民的误解逐步消除,作为后卫的红九军团通过时就比较顺利了。在冕宁城,街上挂着许多红旗,贴着写有“欢迎为人民谋利益的红军!”、“拥护共产党!”等字样的标语。许多彝族人民在路旁观看北上的红军,高喊:“红军瓦瓦古!”等口号。有些彝族同胞问:“你们是刘司令员的红军队伍吗?”战士们答:“是。”
  他们高兴地说:“刘司令员是我们彝族的盟兄,红军是我们彝族的盟友。”
  战士们答:“彝族同胞是我们的阶级兄弟,我们是一家人啊!”
  但是,由于国民党对少数民族实行反动政策所造成的恶果,一些彝族人搞不清红军与川康军阀刘文辉军队的区别,因而反对红军过境。
  一天,山上的彝族数千人由土司头人带领,手持长矛、尖刀、弓箭、步枪、鸟枪,怒气冲冲地从山上冲下来,在路旁走来走去,大摆威风,用怀疑的目光注视着行进中的红九军团。但红九军团的全体指战员纪律严明,说话和气,以礼相待,争取了彝族人民的同情,气氛缓和下来。
  红九军团由西昌进到泸沽时,越隽有敌刘元璋部4个团驻守,不能通过,只好退回泸沽。此时,敌又以一个师的兵力配合少数民族武装合击红九军团。
  罗炳辉沉着地把部队埋伏在两边山头上,当敌军进入设伏的山沟时,亲率主力从山头向下冲杀,截击敌人。这一仗打死敌军一个团长,缴获了200余条枪,抓到俘虏100多人,将来犯之敌击溃。当彝族人民看到红军打败了压迫他们的反动军队官兵,为他们除了害,才确信红军是自己的队伍,因而进一步消除了怀疑。
  打垮了敌军的攻击后,红九军团又向冕宁、大桥前进。这一带纯系彝族居民区,先头部队留下的工作人员和红军在途中从国民党手中解救出来的彝族“头人”,在彝胞中做了大量解释和宣传的基础上,当天傍晚,罗炳辉和何长工、郭天民、黄火青一起研究,又邀请了土司及其他有地位的彝人会面,并招待他们喝酒吃饭。席间,罗炳辉和何长工政委再次向他们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宣传红军过境是为了北上抗日和打国民党反动派,并在饭后送给他们银元1000元以及各色布匹、烟土等,使他们进一步增强了对红军的信任。
  5月25日,红九军团沿着大凉山的高山峻岭,继续往北前进。当翻过了一座大山后,发现几个彝族同胞在部队后面。一个战士问:“你们是……”
  其中一个彝族同胞没待战士讲完,就回答说:“我要跟着红军去打刘家军,他们几个是来送我的。”
  罗炳辉听说彝族同胞要求当红军,立即走过来,亲切地询问:“你叫什么名字?”那人答:“阿尔吉。”
  罗炳辉又问:“阿尔吉,你家里的亲人同意你参加红军吗?”
  阿尔吉答:“我是孤儿,阿爸被川康军杀害了,阿妈病死了……我要为阿爸报仇。”
  罗炳辉接着说:“这个仇一定要报。只有消灭反动派,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彝族和各族人民才能彻底解放。”阿尔吉见罗炳辉像是当“官”的模样,就一再请求批准他当红军。罗炳辉见阿尔吉决心很大,就批准了他的要求。从此,红九军团增加了1名彝族战士。
  红九军团到大树堡,受到彝族同胞的热情欢迎。离开那天,全村彝族同胞到路边夹道欢送。他们捧着一碗碗酒,一定要红军战士喝。红军战士再三谢绝都不行,罗炳辉只好代表全军团喝了一口。一位彝族老人一定要罗炳辉喝完,罗再三向老人解释自己患高血压症,不能喝酒,但老人就是不依,罗炳辉只好又喝了三口。老人笑哈哈地说:“这才像一家人嘛!”
  罗炳辉率红九军团胜利地完成了后卫任务,又经过几天的连续行军,顺利地通过了近300里的大凉山彝族区域,于5月27日,进入汉族人民居住区。
  这时,呈现在红九军团面前的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天险大渡河。
  在近代史中,这条横贯四川省的山谷曾经目睹过更加血腥的战争。十九世纪中叶,太平天国起义这场伟大的历史剧在这里演完了它最后的一幕。太平军最后一位领袖翼王石达开和四万士兵就是在这里全军覆灭的。几天几夜,大渡河被鲜血染红了。石达开的妻儿和将领都在大渡河边自尽,石达开本人被押到成都施以凌迟酷刑处死。
  蒋介石精心部署了大渡河会战计划,策动总兵力计10万余人,同时电勉大渡河南北各军:“大渡河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大军覆灭之地,今共军入此汉彝杂处,一线中通,江河阻隔,地形险峻,给养困难的绝地,必步石军覆辙,希各军师长鼓励所部建立殊勋。”
  面对这严酷的现实,罗炳辉率红九军团争分夺秒,夜以继日地赶路,神不知鬼不觉地经过石棉县安顺场,再翻山越岭,绕过泸定县的泸定桥,跨过波涛汹涌的大渡河。蒋介石、刘湘、刘文辉企图使红军在大渡河边重演“石达开第二”的美梦化为泡影。(全文完)
  (摘自中共党史出版社《罗炳辉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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