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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传珠:从山沟里走出的开国上将
时间:2016-12-29 9:52:53 供稿:《世纪风采》 浏览:59

赣南山区,是一片神奇的红土地,山峦重叠、丘陵起伏,溪水密布、河流纵横。这里的人民,饱受封建统治者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剥削,在党的领导下投身于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最终将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历经革命的洗礼和考验,从这里走出了134位开国将军。赖传珠就是从赣南山沟里走出的一位开国上将。他38年戎马生涯起航于中央苏区的核心区域———赣南苏区。中央苏区时期,他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受了锻炼和考验,树立了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为苏区和红军部队建设做了大量工作。正是历经了苏区血与火的锤炼,赖传珠从有志于革命的青年学生逐渐成长为出色的红军政治工作者。

赖传珠,1910年4月3日出生于江西赣县大埠乡赖村的一户农民家庭。赖村,是赣南山区一座很普通的村庄,坐落在风景秀丽的桃江河畔,离墟场仅一里地。其父苦于祖辈没文化,给他取号“鹏英”,期望他“大鹏展翅高飞,留下一世英名”。小学毕业后,1924年秋,赖传珠以优异成绩考入赣州的赣南中学,并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书刊,接受了革命教育,积极参加学生组织的进步活动。五卅运动爆发后,赖传珠热血沸腾,与学界积极分子一道,日夜奔走于工厂、学校、商店,发动各界募捐筹款,参加示威游行,声援上海工人罢工。他还利用学校放假的时间,参加农民运动,向广大农民进行推翻旧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宣传,宣传农民要自己起来武装自己、保卫自己,动员父亲组织捐款购枪,组织农民自卫军,帮助建立农民协会,领导农民抗租抗息。

1926年9月,北伐军攻克赣州。此时,赣南各县“党的组织都有很大发展,工人和农民革命运动,更是蓬蓬勃勃,一日千里”,革命形势高涨。赖传珠积极投身工农革命活动,加入青年干社,帮助总工会进行组织宣传工作。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3月,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遭枪杀后,赖传珠与赣州群众一起参加游行示威活动,谴责国民党右派的罪恶行径。4月,他不畏白色恐怖,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1960年,赖传珠回忆了当时入党的情景:

由于我对土豪劣绅是痛恨的,对旧社会是不满的,对国民党是失望的,尤其是1927年1月陈赞贤惨案发生后,更清楚地看到,国民党已为反革命分子所把持,变为欺骗和压迫人民的工具,因此退出国民党的组织,积极要求加入共产党,认为共产党是革命的、打抱不平的、为穷人谋解放的。

由于国民党发动“清党”,国民党军钱大钧部袭击赣州,大肆捕捉、通缉共产党人,赖传珠被迫离校出走,转移到江西吉安万安县。赖传珠后来回忆当时的形势时说:

1927年4月14(农历)日,这一天钱大钧的二十师,经过南康分两路袭击赣州,实行清党运动,县党部改组,情况变坏了,形势越来越紧张。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都转为秘密的进行。我们不能站脚了,我和黄世秦、朱如红、谢家禧、李灿椿(还有几个同志记不清楚了)等都离开了赣州,组织旅万安支部。

南昌起义爆发后,赖传珠秘密返回赣南山区做地下工作。1927年8月底,受中共赣南特委指示,赖传珠等回到家乡赣县,组织秘密工会,发展党的组织,准备发动武装起义。由于过去工作的基础,大埠的群众很快就发动起来了。参加秘密农会的人越来越多,各乡的赤卫队发展到近千人。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韩村、白石、下坑、里南坑等地均成立了党支部,赖传珠任白石党支部书记。

1928年2月17日,在中共赣南特委会上,赖传珠汇报了武装暴动的准备情况。会议认为武装暴动的时机已经成熟,成立了赣县南区工农革命委员会。会议结束后的当天晚上,赖传珠等就回到大埠,传达会议精神,要大家准备第二天暴动,“以听大埠圩两声炮响为信号,各村便立即向本村的土豪劣绅、地主老财进攻”。同时,在中共赣南特委的主持下,革命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各委员进行了分工,有的负责指挥打仗,有的负责分浮财,深入发动群众,并且研究了敌人的情况和我们的对策,连夜赶写好布告,集合起队伍。

2月18日,当大埠出现第一缕阳光时,大埠圩的后山上,轰隆一声炮响,震得山摇地动,峡谷间久久地回荡着余音。隔不多久,又是一炮。山头上立即出现了一个赤卫队员,挥动着红旗,高声宣告:“同志们,起义了,打倒土豪劣绅呀……”顿时,就听到远近的村庄,一齐响起了枪声。

此时,赖传珠站在后山上,察看各处暴动情况。赖村的战斗很是激烈,暴动的农民拿出梭标、鸟铳,向着地主寨子奋勇进攻,土炮的硝烟弥漫空中。不久,陆续就有各村的同志到指挥部来报捷,只有韩村、赖村和一个姓彭的反动地主这三个地方,一时相持不下。赖传珠、朱如红等增调了一部分队伍前去增援,一个多小时后终于攻下了这些最顽固的堡垒。大埠农民武装暴动取得了暂时的胜利,到处都插上了红旗。当天下午,各村都召开了群众大会,向广大群众宣传了暴动的意义。同时,把地主的粮仓打开,让农民去挑;把浮财拉到坪上,分给贫苦农民。群众情绪空前高涨,许多人当场要求参加农民协会。

赣县大埠农民武装暴动是赣南范围较大的一次暴动,遭到国民党赣南当局的重兵镇压。赖传珠后来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形:

暴动三天以后,敌人分二路向大埠进攻,一路经下坑,一路经崆峒山,结果这二路都被我们打垮了,下坑这路打死了靖卫团总,他骑的马被缴来了,带的手表也被我哥哥缴来了,并缴来十多条枪,敌人大败,敌人的第一次进攻被打垮了。第二次进攻时敌人尚未到大埠,被我们一个反攻就赶跑了。朱如红率领暴动队伍将敌人一直追到下汶滩以后地区,离赣州很近,赣州城内敌人吓得连城门都关了。这时我与黄世秦、彭学礼、谢家禧等到赣南特委开会去了,住在赖霸天的家里。会后回大埠时途经于都步前岗,刚好于都暴动了,我们又参加了于都暴动。于都暴动队伍包围于都城,三天三夜没有打开于都城,适逢天下雨,农民有些疲倦,在敌人反攻下于都暴动失败了。以后我又回到大埠恢复暴动,坚持了一个月。

暴动受挫后,暴动队员及其家属900多人惨遭国民党杀害。赖传珠家产被掠劫一空,房屋被烧,父亲赖家芳被土豪劣绅杀害,母亲、叔伯相继被捕,遭受酷刑致死,二叔和大堂兄先后在对敌斗争中牺牲, 二堂兄死于监狱。赖传珠全家为革命而罹难,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和巨大牺牲。

1928年3月22日,赖传珠、陈铁生、卢某等三人离开大埠潜入赣州城,寻找中共赣南特委。此时,赖传珠等人尚不知道中共赣南特委机关和县委机关已遭国民党军破坏,特委书记曾延生等十余人被捕入狱。

在南大街一个大旅馆门前,赖传珠向老板打听有没有房间。老板打量了一下赖传珠,便问道:“你是哪里人?”赖传珠说:“商圩人。”老板高兴地说:“怪不得,我听得口音就像嘛!我也是商圩,你父亲叫什么?”正当赖传珠没法回答时,楼上一个茶房模样的人跑下来说:“这里一夜查几遍。你们自己明白,快走吧!”这时,楼上就有个粗嗓子朝下嚷到:“这几个准是赤色分子,快抓起来。”赖传珠他们一听,转身就走,拐了好几个弯,才到卢某姑母家里。卢某的姑母说:“你父亲在这里抓走没几天,你们这一来,不是自投罗网吗?”卢某说:“没办法,找不到住的。夜里在街上走,更危险。”这一夜,赖传珠他们三人,谁也没有睡着。

第二天一早,赖传珠穿上一件商人的衣服,就到西大街找中共赣南特委。刚一进门,就有一个正在扫地的人,朝赖传珠急急摆手:“赶快走,昨天枪毙的!”赖传珠一句话也没说,拔腿就跑。出了赣州城,虽说脱了危险,但他们心头仍是十分沉重,惘然若失。这时,赖传珠与谢家禧商量,决定上井冈山找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

3月底,赖传珠、谢家禧等人历尽艰苦,终于在湖南桂东找到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见到了毛泽东。赖传珠顾不上长途跋涉的疲劳与饥饿,立即向毛泽东汇报了大埠暴动的经过,并表示要参加工农革命军。得知赖传珠参加了大埠农民武装暴动和他家人被害的经过后,毛泽东说:“革命的火种是不会被消灭的。”1928年4月,赖传珠被任命为特务连党代表,负责毛泽东和师部的保卫工作。

不久,赖传珠改任卫生队党代表。他十分重视对伤病员的思想教育工作,经常告诉他们前方打仗的胜利消息,表彰他们坚强不屈的精神;同时,解释医疗队的困难条件,争取他们在医疗过程中的密切配合。由于井冈山斗争的环境异常艰难,所以当时有这样一种说法:“井冈山的红军,没有‘牛头’不革命”。所谓“牛头”,就是虱子。那时红军中几乎没有一个没有虱子的。赖传珠除经常教育卫生连的干部战士注意做好卫生工作外,还经常到各连队督促战士勤晒衣被,搞好住地卫生。

4月,朱毛会师于宁冈砻市,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红四军成立后,赖传珠先后任第十一师第三十一团党代表、团党部宣传队长、第二十八团第三营组织干事兼党支部书记。赖传珠随红四军参加了四打永新和粉碎国民党对井冈山第一至三次“会剿”战斗。井冈山时期,赖传珠模范地执行了红军纪律,并言传身教地管理好部队。

1929年1月14日,赖传珠随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率领的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根据地,踏上了转战赣南的艰难行程,2月9日到达瑞金大柏地。大柏地在瑞金以北,有一条十余里长的峡谷,山高林密,是打伏击战的好场所。

2月10日(旧历年除夕)午后2时,在黄柏、壬田的国民党军进了红四军的伏击圈。赖传珠所在的第二十八团第三营和第三十一团的两个营守候在山上西边。激昂的号音一响,红四军官兵以猛虎下山之势扑向敌人。连从不带枪的毛泽东也拿起一根树棍,与警卫战士一起呐喊着冲上去,打倒了几个敌兵。两军激战近一昼夜,至11日下午,红四军歼灭尾追之敌大部,俘敌800多人。敌团长萧致平、钟桓也当了俘虏,但他们混在俘虏士兵中未被查出而释放走了。大柏地战斗改变了红四军下山以来屡战屡败、被动挨打的局面,挫败了敌人的围追堵截。陈毅称之“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

大柏地战斗胜利后,赖传珠随红四军进占宁都城,经黄陂、小布、龙冈,到达东固根据地,受到根据地人民热烈欢迎。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和独立第四团在东固与红四军胜利会师。不久,红四军进行改编,第二十八团第一、二营为第一纵队,第三十一团改为第三纵队,抽第二十八团赖传珠所在的第三营和军部特务营、独立营编为第二纵队。赖传珠任第二纵队第四支队第十二大队党代表。部队改编后,经广昌县城向南折入瑞金壬田,东向福建,在长汀县四都和长岭寨消灭了盘踞闽西的土著军阀混成旅郭凤鸣部,郭凤鸣被击毙。

10月,红四军又出发进攻广东,在虎头山与国民党军进行激烈战斗。激战中,第二纵司令员刘安恭牺牲,赖传珠左臂负伤。12月,赖传珠随红四军到福建上杭古田。

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赖传珠出席了这个在红军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会议。他后来回忆道:

果然,毛党代表主持开会了。他首先讲了这次会议的意义,指出:这次会议是为了彻底肃清红四军党内存在着的各种不正确倾向,把红四军建成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他列举了存在于红四军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不良倾向之后,鼓励大家打消顾虑,充分发表意见。毛党代表讲话之后,便分组讨论。我参加了研究如何克服非组织观点的小组。

……

在我们分组讨论时,毛党代表不断深入到各个小组,具体指导。他一面听我们发言,一面还做记录,并不时向我们提出一些问题:你们那里有多少人有这种思想?这是什么思想?这种思想应该怎样纠正?……当时,我们的水平还很低,虽然知道这些思想不对,但却不能提高到理论上来认识和分析。每当我们回答不出来的时候,毛党代表便耐心地进行分析、解释,启发大家认识产生这些错误的根源及其危害性,提高大家的认识,指出克服的办法。

在毛党代表亲自领导下,经过十多天的讨论,大家不但对产生错误思想的根源及其危害性取得了一致的认识,而且找到了纠正的方法。这次会议虽然才开了十多天,但是我却感到就像进了一次学校,各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

他回到第十二大队后,立即召开支部委员会传达古田会议精神,针对第十二大队的实际对照检查。赖传珠强调指出:“我们十二大队多数官兵是由国民党起义过来的,虽然军事基础好,但旧军队的思想作风严重。军事干部看轻政治工作,旧军官的作风很浓,动不动就打人罚跪;士兵破坏群众纪律的现象严重,有的搜俘虏兵腰包,也有的调戏民间妇女,旧军队的恶习气依然存在。”支委们对本大队的问题进行了揭发,也作了自我检查,重点帮助了号称“铁匠”的打人干部。最后支部作出决定,重申不准打骂士兵,不许损害群众利益等纪律。

1930年1月,罗荣桓调任第二纵队政治委员,赖传珠调任第四支队政治委员。他们积极传达和贯彻落实古田会议精神,并在吉安水南、值夏一带随红军主力参加消灭唐云山旅的战斗。然后,第二纵队奉命向赣州、南康、信丰一带前进,扫荡沿途反动武装,发动群众打土豪、筹粮款,解决红军给养,为建立赣西南苏区打下了基础。

在进军赣南途中,赖传珠又继续抓紧古田会议精神的贯彻。根据古田会议连队建立党组织的精神,第四支队各连建立了党支部,班建立了党小组,同时成立了士兵委员会。赖传珠带领支队党委和各支部逐条检查,纠正存在的问题,对有抵触情绪的同志进行耐心说服和严肃批评,在部队造成一种敢于批评和自我批评、勇于反对不良倾向的气氛。赖传珠不仅每月亲自制订支队贯彻古田会议决议的计划,而且要求党支部每月要制定相应计划,向全体指战员公布,定期检查执行情况,写出总结;还要求连队无论是战斗、工作和学习,都应经过支部讨论,作出决议,然后召开党小组会议,迅速传达到每个战士。为了加强政治教育,赖传珠要求各支部必须坚持上党课,讲古田会议精神,讲革命任务和前途,讲时事政策,讲群众工作,把思想工作做在前头。赖传珠善于走群众路线,充分发挥士兵委员会的作用,共同管理好部队。

在纵队政治委员罗荣桓的指导帮助下,赖传珠把第四支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做得很活跃。部队民主作风得到发扬,官兵关系得到改善,指战员思想统一,步调一致,面貌焕然一新,得到前委的重视和肯定。四五月间,红四军在寻乌、安远一带分兵发动群众时,赖传珠有机会直接向毛泽东请教和学习。他认真听取毛泽东总结革命军队管理教育方法的经验,并且身体力行,逐步使自己成为红军中一位出色的政治工作者。

1930年11月上旬,赖传珠所在部队奉命进入预定地区,在第一次反“围剿”的龙冈战斗中担任尖兵,他站在最前线进行英勇指挥。战斗中,赖传珠嘴部被弹片击伤。1931年5月,赖传珠调任第三十二团团长兼政治委员,率部参加了观音崖、九寸岭、白沙、沙溪等地战斗。在攻打广昌时,赖传珠背部负伤。8月,他调任第十二师参谋长,协助师长耿凯指挥所部参加第三次反“围剿”,先后指挥了兴国的莲塘、良村,宁都的黄陂以及兴国县高兴圩、老营盘等战役。9月,赖传珠调第十一师,先后担任红三十团和三十一团政治委员。1932年12月,调派瑞金红军大学学习,毕业后任红五军团第三十七团政治委员、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红一军团第五团政治委员。赖传珠率领的第五团屡建战功,荣获了“模范红五团”的光荣称号。

由于“左”倾错误的严重危害,中央红军在反“围剿”中遭到严重损失,苏区日益缩小,在苏区内打破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的计划已无法实现。1934年10月,红一军团第一师政治委员赖传珠奉命率部随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撤离中央苏区,踏上了漫漫长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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