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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田会议前后
时间:2014-2-18 16:42:03 供稿: 浏览:532

  作者:赖传珠(1910年—1965年),号鹏英,江西赣县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的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中国人民 解放军高级将领,开国上将。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独立自由章。

  摘要:古田会议由于毛党代表在会前做了充分的调查研究,发扬了民主,使党内取得了思想上的统一,因此正式会议只开了几天。会议时间虽短,但它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就是这个会议,使红军肃清了一切旧军队的影响,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之上,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就是这个会议,奠定了中国人民军队中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基本路线。

  一

  1929年11月,红四军由广东返回闽西,12月又开到上杭的古田。当时我在二纵队四支队十二大队任党代表。

  四支队,是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路经寻邬、项山时编成的。支队辖十、十一、十二三个大队。第十、十一大队是军部特务营改编的,主要成员是国民党第八军起义的;十二大队是军部独立营改编的,主要成员是国民党第三军起义的。这两支部队起义之后,党代表毛泽东同志为了把它改造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曾做了许多工作,先后派了党代表和一部分骨干,补充了一批经过革命斗争锻炼的战士,建立了党的支部和士兵委员会,加强了政治教育,这样就从组织制度上彻底改变了旧军队的一套,加强了党的领导,充实了新的血液,提高了政治觉悟,基本上奠定了人民军队的基础。

  但是,由于这两支部队受国民党的影响极深,参加红军的时间又短,因此,旧军队的思想作风,仍相当严重,有些人不把党代表制度看成是人民军队的一项建军原则,对党代表的尊重与否完全是看人行事。党代表如果能打仗,工作能力强,他们就尊重,否则,就看不起,基至骂党代表是“卖狗皮膏药”的。有些人把红军的任务看成只是单纯的打仗,因此不重视根据地建设,不愿做艰苦的群众工作。他们认为群众工作是地方上的事,有的军事干部则认为是政治工作人员的事情。他们特别不愿到福建去,因为福建山多、地贫、生活艰苦;而愿意打城市,认为打下城市后,可以进去吃吃喝喝。对部队的管理教育,不少军官仍采用旧军队的一套。打骂士兵的现象还普遍存在,“不打不成兵”的谬论很流行,有的甚至主张枪毙逃兵。有些人则对士兵的错误行为采取了纵容、放任的态度,说什么“当兵的只要能打仗就行,平时马虎点没关系”。战士们赌钱,他们不但不制止,还要赢了钱的战士请客。部队中严重地存在着破坏群众纪律、搜俘虏腰包、偷嫖女人等旧军队的恶习。我到十二大队以后,曾遵照党的指示,同这些不良倾向做过坚决的斗争。但是,由于这些邪气、恶习在一部分人中已根深蒂固,他们虽然不敢公开做坏事了,却仍是偷偷摸摸地干。看到这些问题,我心里非常着急。

  我们开到古田后的一天,忽然接到通知,要我到军部开会。

  到了军部一看,各支队、纵队的党代表全到了。此外还有一部分大队部的党代表。一打听,才知道这是毛党代表召开的一次联席会,要了解部队里存在哪些不良倾向,准备召开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

  果然,毛党代表主持开会了。他首先讲了这次会议的意义,指出:这次会议是为了彻底肃清四军党内存在着的各种不正确倾向,把四军建成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他列举了存在于四军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意识和不良倾向之后,鼓励大家打消顾虑,充分发表意见。毛党代表讲话之后,便分组讨论。我参加了研究如何克服非组织观点的小组。

  听了毛党代表的讲话,一致认为这是英明的决定。因此,大家对各种不良倾向和错误思想,进行了充分的揭发和批判。

  在我们分组讨论中,毛党代表不断深入到各个小组,具体指导。他一面听我们发言,一面还做记录,并不时向我们提出一些问题:你们那里有多少人有这种思想?这是什么思想?这种思想应该怎样纠正?……当时,我们水平很低,虽然知道这些思想不对,但却不能提高到理论上来认识和分析。每当我们回答不出来的时候,毛党代表便耐心地进行分析、解释,启发大家认识这些错误的产生根源及其危害性,提高大家的认识,指出克服的办法。

  在毛党代表亲自领导下,经过十多天的讨论,大家不但对错误思想的产生根源及其危害性取得了一致的认识,而且找到了纠正的方法。这次会议虽然才开了十多天,但是我却感到像进了一次学校,各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我回到十二大队之后,立即召开了支部委员会,传达了会议的精神,对本大队存在的问题作了初步检查。会上决定以支部委员会的名义向全大队宣布不许打骂士兵等纪律。

  在此期间,毛党代表根据这次调查和两年来丰富的建军经验,为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起草了一个决议。这就是著名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文章。12月底,在毛党代表的亲自主持下,红四军召开了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毛党代表在大会上做了报告。经过热烈讨论,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这个决议。这次大会,由于毛党代表在会前做了充分的调查研究,发扬了民主,使党内取得了思想上的统一,因此正式会议只开了几天。会议时间虽短,但它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就是这个会议,使红军肃清了一切旧军队的影响,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之上,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就是这个会议,奠定了中国人民军队中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基本路线。

  二

  古田会议结束后,江西、福建、广东的敌人,便对闽西地区联合发动了“三省会剿”。毛党代表立即指挥一、三、四纵队向江西进军,亲率我们二纵队在龙岩的大、小池阻击敌人,掩护主力行动。我们完成任务之后,便经过连城、宁化之间,挺进江西。进攻闽西的敌人金汉鼎部,见我们打到了他的老家,急忙撤回江西,并纠合唐云山、朱耀华等部,从三面向我逼近。于是,我军又集中在藤田一带,一面休息,一面伺机粉碎敌人的进攻。这时已是1930年1月。就在这个时候,罗荣桓同志调来二纵队任政治委员,我也调任四支队任政治委员(这时各级党代表均改为政治委员)。

  早在进军江西的路上,四支队各大队党支部就已利用行军的间隙,初步向全体指战员传达了古田会议的精神,并组织了讨论。罗荣桓政委来到二纵队以后,又进一步组织了对古田会议决议的学习。他指示我们:要彻底根除各种错误思想,必须充分地发动群众,展开一个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遵照他的指示,我们四支队首先组织大队的干部逐条地学习了大会的决议,之后,各支部又逐条地向全体指战员传达、讲解了大会的决议。正在这个时候,唐云山的十五旅,单独冒进到水南。并且分兵三路向我进犯。我军将水南、直夏的唐云山部大部歼灭后,金汉鼎、朱耀华怕我乘胜北进和西渡赣江,急忙撤出吉水、吉安、乐安、永丰一线。毛党代表根据这个情况,决定分兵赣南各县发动群众。我们二纵队奉命向赣州、南康、大庾、信丰一带前进,任务是扫荡沿途的地主武装,摧毁反动政权,打土豪,筹款,扩大宣传党和红军的主张。然后东转安远、寻邬发动群众。

  向赣南进军的路上,又继续进行古田会议决议的学习。支队党委和各支部,都按照决议逐条地、全面地检查了本部队、本支部存在的问题。在检查过程中,有些人是有抵触情绪的。但是,古田会议的决议给了大家有力的武器,各支部都对他们进行了说服教育,开展了严肃的批判。检查结束以后,各支部又把检查的结果向全体指战员公布,发动大家讨论,并提出了“反对流氓行为”的口号。支队党委和各支部的自我批评精神,和坚定不移的斗争决心,对全体指战员是极大的鼓舞和教育。这样,便自上而下造成一种反不良倾向的气氛。一个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随之开展起来了。许多官兵都自动检查了自己,并开展了互相批评。打骂士兵、不重视党的领导、不愿做群众工作、破坏俘虏政策、破坏群众纪律,以及吃喝嫖赌等不良倾向,便成了众矢之的。许多坏人坏事被揭发出来了。特别是对一些有严重流氓行为的人开展了严肃的批评。

  罗荣桓政委非常重视部队党的建设和思想建设。在反对各种不良倾向的同时,他就领导各级党组织,建立了许多制度,加强了政治工作。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在许多方面进一步得到了贯彻。

  首先是党的领导进一步加强了。那时候支队党委和各支部,每月都要订出贯彻古田会议决议的具体计划,向全体指战员公布,并定期检查计划执行的情况(支队党委每月一次,支部半月一次)。每次检查,都必须做出总结:有哪些进步;还存在些什么问题;是什么原因;今后怎么办。不论战斗、工作、学习,都要经过支部讨论,做出决议,然后召开支部大会和军人大会进行布置。就连召开党的小组会,支部也都事先召开组长联席会,对小组会的目的、哪些人开会不发言、为什么不发言、怎样诱导他们发言、结论如何做等进行具体研究。团结、培养党的积极分子,也成为每个支部和党小组的一项经常工作。这一工作加强后,有时任务紧急,来不及召开支部大会和军人大会,只要召集党的积极分子一布置,他们便能立刻传达到每个战士,并带领大家迅速行动起来。批评与自我批评,被列为各级党的会议的经常议事日程。小组给党员分配工作,党员向党小组长汇报也做为一项制度固定下来。这样,每个大队就像一部巨大的机器,党的支部带动着党的小组,党的小组带动着党员,党员带动着群众。掌握这部机器胜利运转的是党的支部。党支部真正成了大队的领导核心。

  其次是加强了政治教育。每个支部都必须按时上党课。党课内容除了讲解组织常识外,着重进行纠正党内八个错误思想和革命任务、革命前途的教育。此外,如何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如何进行社会经济调查,也是党课的主要内容。支队党委还经常开办短期训练班,训练党员和党的基层干部。对士兵的政治教育,主要内容有:作时事报告、红军的三大任务、“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怎样做群众工作、现阶段的革命任务和革命的前途、解释红军各个时期的口号、红军和白军的比较、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比较、讲革命故事和介绍苏联红军等。每布置一个任务,都要事先讲明意义和要求。这样,就使思想工作走到了一切工作的前面。干部、战士的觉悟提高了,思想领先了,大家便自觉地遵守纪律,积极地完成任务,主动地进行自我改造。

  士兵委员会的作用也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不论干部、战士,都受到士兵委员会的严格监督。同时,士兵有什么要求,也能很快反映到支部。这种作法,实际上就是管理教育方面的群众路线。由于发挥了士兵委员会的作用,部队的民主作风进一步得到发扬,官兵关系也随之改善了。在建立这些制度的过程中,罗荣桓政委不断地进行指导和检查,使这些制度逐渐得到了巩固。

  古田会议决议的学习,实际上是一次群众性的整风运动。经过学习,干部、战士的觉悟显著提高,各种不良倾向逐步克服,部队呈现了一片新的气象。同志们都能以决议的精神互相监督,互相帮助,鞭策自己。各大队轰轰烈烈地掀起了一个群众工作热潮,真正发扬了既是一个战斗队又是一个工作队的优良传统。部队走到哪里,标语就写到哪里。沿途所经村庄的墙壁上、路旁的石碑上、山坡上、岩石上、甚至树干上,到处都留下了红军的笔迹。部队一往下,战士们便自动向群众宣传打土豪分田地等革命道理,调查土豪劣绅的罪恶。部队打了土豪,除去完成筹款的任务外,把全部东西分给群众。每次出发以前,大街小巷都打扫得干干净净。支部又挨门逐户地检查是否有借物不还或损坏了东西没赔偿的。这样,红军的政治影响扩大了,军民关系更加亲切了。群众一听说我们要离开这里,都恋恋不舍,齐集村头夹道欢送。一路上,遇有反动政权和地主武装,我们就给以歼灭性的打击。特别是4、5月间在安远、寻邬一带分兵发动群众,我们采取了“分片包干”的办法,短短两个月,不但完成了筹款任务,而且在广大的农村中,建立了党的秘密支部,组织起了人民自己的政权、赤卫队和各种群众组织。在这同一期间,一、三、四纵队和赣南的地方武装,也在毛党代表的统一指挥下,先后在宁都、万安、兴国、鄠都、信丰、南康、大庾等县大力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同年6月,当我们再次去闽西的时候,党和红军的政治主张在赣南各县的广大群众中有了深远的影响,革命根据地也有了新的发展。

  三

  部队所以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这样的成绩,完全是由于毛党代表的英明领导。古田会议以后,毛党代表非常重视部队对大会决议的贯彻执行。在这期间,他不断地、适时地给予了许多宝贵的指示。最使我难忘的是下面的两件事情:

  记得我们二纵队在毛党代表亲自率领下向江西进军的途中,一天,部队在闽赣交界的一个庄子里休息,我有事到纵队部去。刚到那里不久,我们大队派向清流、宁化方向游击的一个排,便与敌人打起来了。敌人是福建的卢新铭部,是我们的手下败将,于是我便立刻向纵队首长建议坚决打击和歼灭来犯之敌。这时候,毛党代表却不慌不忙地对我说:“不要急!我们开个会研究研究,看看是打好,还是不打好。你也参加。”

  毛党代表那种镇静自如的态度,立刻感染了我。坐下后,他要我把主张打的理由讲一讲。我说:“敌人是块烂豆腐,不顶打。一打,保缴他的枪。”毛党代表听了,心平气和地进行了分析,大意是:你的信心很足,这很好!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赶快赶到藤田去和主力会合。打,可能把敌人消灭,但是打了马上还要走,必定要耽误时间,还可能有伤亡,这都会给我们的行动增加困难。如果因此而影响到按时完成与主力会合的任务,那就因小失大了。他的分析既简单又明确,就像谈家常一样通俗易懂。最后,他问我:

  “你看打好,不打好?打有利,不打有利?”

  听了毛党代表的分析,我立即感到刚才考虑得太简单了。于是急忙表示同意不打了。毛党代表又转向在座的其他同志:“你们大家的意见怎么样?”大家也都同意不打。

  毛党代表又转向我,仍用商量的口吻问道:“大家都同意不打。我也不同意打。你看下一步应该怎样行动?”

  我理解了他的意思。仔细想了想,才回答:“我看应该掩护转移,继续前进。”

  “对!我同意你的意见。立刻去布置吧!”毛党代表微笑着作了决定。

  毛党代表完全采用说服教育,以理服人的态度,而且还要我参加会议一起讨论,这种高度的民主作风,不但启发我认识了缺点,而且使我学会了应该如何分析问题。通过这件事情,使我进一步懂得了以平等态度对待同志的深远意义。

  1930年5月,我们二纵队开到寻邬。这时候,正是贯彻古田会议决议高潮时期。旧的一套破了,新的一套还没有树立起来。特别是在管理教育方面,军阀主义的管教方法被反掉以后,一部分军官对部队的管理教育,表现了缩手缩脚,更多的人则感到不知应该从何处着手。正在这个时候,毛党代表专门召开了一次大队以上的干部会,详细地讲解了如何对部队进行管理教育。

  毛党代表在这个报告里,反复强调了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是无产阶级的武装,与历史上所有的军队有根本的区别。他指出,国民党和一切反革命军队内部,都存在不可克服的阶级矛盾。统治阶级为了暂时缓和这个矛盾,迫使广大士兵为他们卖命,不得不采用欺骗、麻痹和镇压的手段。我们的军队则恰恰相反。我们是由许多有觉悟的劳动人民,为了共同的目标而组成的一个革命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里,不论干部、战士,在政治上是一律平等的,都是革命战士,都是阶级弟兄,因此,必须用革命军队的管教方法来代替旧军队的管教方法。接着毛党代表又把革命军队的管理教育方法归纳成七条,大意是:第一,干部要深入群众,要群众化。他指出,当了干部就高人一等,那是旧军队的作风。只有深入群众,群众化了,才能和战士真正打成一片,战士才敢接近你,才能把心里话告诉你,才敢大胆地向你提出意见。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了解战士的思想问题和困难,适时地、有的放矢地予以解决。毛党代表强调指出,干部群众化,是做好管理教育工作的先决条件。他号召到会的全体干部,放下架子,深入到战士中去。第二,干部要时刻关心战士、体贴战士。毛党代表指出,这是测验每个革命干部有没有群众观点的标准。我们的干部要时刻关心战士的疾苦,解决战士的困难。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部队真正成为一个充满着阶级友爱,充满着阶级感情的革命大家庭,才会使我们团结得像一个人,成为不可摧毁的力量。第三,干部要处处以身作则,作战士的表率。毛党代表强调指出,这是做好管理教育工作的重要因素。我们的干部必须是执行纪律、服从命令的模范。“只许官家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制法违法,这是统治阶级的作风,必须坚决根除。第四,干部要学会发动战士自己教育自己、管理自己,走群众路线。毛党代表再三告诫我们要相信群众的力量,相信广大群众中有英雄。他说:我们的战士是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勇于创造的人。我们要充分地运用群众的斗争经历、群众的创造来教育自己,管理自己。第五,说服教育重于惩罚。毛党代表谆谆地教导我们必须懂得革命要靠自觉,不能靠强迫命令。他反复指出,我们的战士是最懂得道理的人,只要把道理讲清,他们就会自觉地遵守纪律,勇往直前,所向无敌。我们当干部的责任就是要提高战士的革命自觉性,也就是提高战士的思想觉悟。提高思想觉悟最有效的办法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加强说服教育。在必须以纪律制裁的时候,也要使被处分的人能认识错误,改正错误。一切“不教而诛”的作法,都是错误的,必须坚决反对。第六,宣传鼓动重于指派命令,反对命令主义。讲这个问题时,毛党代表特地给大家讲了三国时黄忠老将大败夏侯渊的故事。他说,黄忠本来年迈、体衰,很难取胜夏侯渊。可是诸葛亮使用了“激将法”,把黄忠的勇气鼓起来了。于是黄忠立下军状:如不斩夏侯渊于马下,提头来见。结果,黄忠果然杀了夏侯渊。毛党代表指出,我们的战士是有高度阶级觉悟的,我们用不着“激将法”,但是我们却要学习诸葛亮善于作宣传鼓动工作:用宣传鼓动提高战士的阶级觉悟,启发大家的革命英雄主义。把道理讲清,任务讲明,战士们就可以排除万难,勇往直前。专靠指派命令,不做宣传鼓动,就是执行了命令,也不会收到更大的成绩。第七,赏罚要分明。应赏必赏,该罚则罚。应赏不赏,应罚不罚,是赏罚不分明,有赏无罚,或者有罚无赏也是片面的,不对的。执行赏罚的时候,最好的办法是通过群众公议,组织批准。这样,既能教育个人,又能教育全体。毛党代表讲得通俗易懂,而且简明、生动,听了以后长久难忘。毛党代表这个报告,不仅对贯彻古田会议起了重大作用,而且一直指导着我军的建设,成为我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田会议以后,红四军在毛党代表的直接领导下,沿着古田会议指出的道路,不断地同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和不良倾向进行斗争,向着新型的人民军队飞跃地迈进。在短短的半年中,不但取得了多次战斗的胜利,而且使根据地大大地扩大了,部队也发展了。1930年6月,四军在闽西长汀进行了整编,正式组成了红一军团。二纵队改编为十一师。同年10月,四军攻克吉安,再返赣南的时候,四支队在古田会议前的许多不良倾向已经基本上肃清了。这时候,每个排都能够独立执行战斗、发动群众等重要任务,部队士气空前旺盛,战斗力有了显著提高,工作异常活跃,面貌焕然一新。在以后反“围剿”战争中,四支队又成了“模范红五团”的一部分。

  古田会议的胜利,是我军建军史上一次伟大的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胜利。古田会议的决议,像一支火炬,永远照耀着我军胜利的前程。(人民日报 1961.06.23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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