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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毛主席演《雷锋》 ——导演贾六的讲述
时间:2014-10-27 11:12:13 供稿: 浏览:193

 

 

  贾六今年85岁了,上世纪60年代初曾任沈阳军区抗敌话剧团团长,是国内知名的话剧和电影艺术家。他近年来尽管听力已有很大的减退,但谈及44年前话剧《雷锋》的创作以及进京为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演出的情景,仍然思维敏捷、恍如昨日。

    周总理对我说:“你们沈阳军区能不能把雷锋的事迹搬上舞台和银幕呀?”

    贾六说,1963年初,我手头一个创作计划夭折了,正发愁新选题之际,军区文化部通知我去总政参加创作会。

    正月十五,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举办元宵节文艺工作者招待会。会上,周总理对我说:“你们沈阳军区能不能把雷锋的事迹搬上舞台和银幕呀?”我当时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一听这话脑子里一片空白。

    八一厂的同志见我迟迟没表态,出语相激道:“总理都点题让你写雷锋了,你可得写好哟!”面对如此重大题材,岂能轻夸海口?正在思忖之间,见八一厂有意激我,索性反诘道:“你们八一厂剧作家有的是,你们怎么不写呢?”此话刚一出口,我顿觉失言。毕竟,雷锋涌现在白山黑水,自己身为军区抗敌话剧团团长,如果连周总理点题的话剧都完成不了,不是也太有负全区官兵乃至东三省父老的期待吗!

    回团后,我向大家传达了周总理点题创作话剧《雷锋》的事,团里同志们甭提多兴奋啦!但身为团长,我感受到的却主要是压力。为了尽快完成好任务,我们连续开了三个会,才将话剧《雷锋》的构想、编剧及演员分工等一系列问题定下来。

    工作正在展开之际,军区文化部丁洪副部长打来电话:“你可真有老猪腰子,连总理点题的话剧也敢不向上级报告?”我本想绕弯试探一下他的口气,哪知他却不紧不慢地说:“早点完成了好给部队演出。”

    听他这么一说,我倒急了,问他:“啥时候演?”丁洪说:“最好是军区三级干部会的最后一天。”我一听,就在电话里跟他顶起了牛,我说:“你可是大作家(影片《董存瑞》的编剧)啊!有这么草率出戏的吗?”我这头一顶牛,他不吭声了。我又追问:“到底演还是不演?”丁洪副部长沉思了片刻,说:“还是先写着吧!”

    在剧本创作中,我们成立了一个六人创作小组,每两人为一个战斗小组,将八场戏分头落实到三个小组。

    我与孙正海是一个小组。那阵子,天一擦黑躲进小屋里开始创作。俩人你一言我一语的反复推敲,遇到拿不准的地方就边演边定词。熬到后半夜,煮把挂面垫垫肚子,再接着写。初稿拿出来了,我们又马不停蹄地刻蜡纸、手工印刷。虽说剧本还很粗糙,但全团齐心合力、废寝忘食、各抒己见的创作精神,却让丁洪副部长惊讶不已。他说:“就凭这种精神,《雷锋》不进京才怪呢!”

    彩排结束,全团演职人员累得直打晃。我一算离演出还有三天,便宣布:“全团放假,死睡两天!”谁知这个决定被丁洪副部长知道了,他兴奋地向军区首长汇报说:“贾团长边写边排的话剧《雷锋》,可以在三级干部会上公演啦!”

    演出很成功,军区司令员陈锡联看后很高兴。巧合的是,第二天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就送到了沈阳军区。大家那个高兴劲呀,就甭提了。

    首场演出后,有人提议应补加雷锋抓特务的情节,我没理这个茬。

    看到毛主席亲笔书写的题词后,我照原样放大,悬挂在舞台的幕布上。有人提出异议:“话剧舞台挂领袖题词,政治味太浓了吧?”我说:“这也是一种创新嘛。”

    首场演出后,有人提议应补加雷锋抓特务的情节,我没理这个茬。为啥?话剧创作总不能脱离生活吧?没影儿的事,怎么能乱写呢!同时也有人提出要表现雷锋忆苦的内容,我们也没有采纳,让《雷锋》仍然保持了原有轻松愉快的兵味儿,避开了典型的悲悲切切。

    第二稿刚改完,我就接到去总政汇报的通知。到总政后,我将剧情梗概讲了一遍,完了把本子一摊,说:“大致就是这些,具体的你们看本子吧。”原以为咋也得研究几天吧,哪知,几位领导当即拍板:“不必细看了,你们准备进京演出吧!”一听进京二字,我心里咯噔一下!进京?这样子行吗?

    情急之下,我几经周折找到了正在北京养病的沈阳军区政委赖传珠将军。时值盛夏,赖政委随和地扔给我一个苹果,我哪里能吃得下呀?忙汇报说:“总政要调话剧《雷锋》进京,怎么办?”赖政委表态道:“这是咱沈阳军区的光荣榜,调就来呗!”

    我说:“话剧团是个穷单位,哪有钱进京啊?”赖政委爽朗一笑,说:“经费的事,花多少给你多少,你只管把戏演好就行啦!”听赖政委这么一说,我的腰板立刻就挺了起来。

    剧团进京后,北京军区的同志热情告之:“廖汉生政委听说娘家人来了,早就安排好了房间。”在赖政委的安排下,我们没直接进中南海演出,而是先在北京军区近郊部队边演边改。7月31日上午,中央保卫局来人通知我:“今晚上毛主席要看话剧《雷锋》的演出。”我一听,脑袋嗡地一下,这可咋办呢?我说:“赖政委也在这,我得向他通报一声。”来人命令:“谁也别告诉。”

    一筹莫展之际,我突然想到了罗瑞卿总参谋长。早在抗大二分校时,我俩就认识了。对别人保密,对罗总长不至于也保密吧?

    于是,我让俱乐部主任给总政文化部的陈亚丁打电话,请他来当面听汇报。

    须臾,陈就到了。我说:“豁出去犯错误了,也得跟您讲。”陈问:“到底啥事呀?”我说:“今晚上毛主席要看话剧《雷锋》,你能不能把罗总长和周总理都请来,让他俩陪主席?”

    “行!”陈当即给总理和罗总长打电话。哪知,二人的办公室和家里都没有人。最后一直把电话打到人民大会堂,才找到他们。秘书当即告之:“主席晚上看戏的事,总理和罗总长都知道了,到时候一定都去。”

    晚上,我安排完后台,便站在幕布后焦急地看表,并不时探头看看观众席。果然发现毛主席坐在前10排过道边上。

    “主席已到了!开演!”我的话音刚落,场内灯光刷地一亮,观众们看到毛主席来了,顿时报以热烈而持久的掌声。只见毛主席站了起来,朝观众挥了挥手,以示致意。继之,便是一阵阵“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在这种情况下,演员们也激动地喊了起来。我忙把眼睛一瞪:“各就各位,准备开演!”

    当时,中南海怀仁堂剧场的顶棚等设施还没建好呢,地板铺的是大方砖,观众坐的还是小板凳,有人干脆是站着看。剧中的鞭炮配音,是手握两个宽竹板打出来,大一点的声响则用鼓声代替。尽管如此,演出效果仍然很成功。

    美中不足的是,当演员王长贵演到雷锋与工会主席的一段对话时,竟然将“工会主席”说丢了前两个字,而且连续重复了三遍“主席”。这一卡壳不要紧,演员们立刻紧张起来。我一看坏了,王长贵呀王长贵,这么关键的台词你咋给我丢字呢?主席可在台下听得一清二楚呀!幸而,有着丰富补台经验的他将这一疏漏巧妙地掩饰过去。

    罗总长激动地说:“毛主席看了你们抗敌话剧团的演出,这是你们抗敌话剧团的光荣!”

    演出过程中,我在旁边始终观察着主席和总理的表情。当演到雷锋做后进战士金大力的思想工作时,但见张玉敏饰演的雷锋从挎包里拿出一本毛著对金大力说:“你这点错误,毛主席早开好药方喽!”

    “毛主席咋说的?”金大力好奇地问道。

    雷锋指着书上念道:“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

    金大力高兴地说:“毛主席真是这么说的?我也上毛著啦!”

    这时,只见总理和毛主席相视而笑。始终为这句台词担心的我,总算放下心来了。

    送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后,罗总长激动地说:“毛主席看了你们抗敌话剧团的演出,这是你们抗敌话剧团的光荣!”

    我一听,心想:行了,这可是最高的评价!比得什么奖都强。

    话剧《雷锋》在北京演出的成功,及时地配合了全国学雷锋热潮的兴起。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八一电影制片厂随后拍摄电影。因为丁洪曾创作过《董存瑞》等多部电影剧本,而且在话剧《雷锋》的创作中多次到现场提出修改意见,八一厂邀请他出任电影的编剧。于是,丁洪和军区创作室的崔家骏,八一厂的陆柱国、冯毅夫四人,在原话剧的基础上,共同创作出了电影《雷锋》文学剧本,影片由董兆琪导演,1965年3月5日在全国公映。

    1978年3月,八一电影制片厂又拍摄了彩色故事片《雷锋之歌》。该影片和60年代拍摄的《雷锋》一起,成为历次学雷锋活动的宣传教育影片。在此后的若干年中,银幕上先后涌现了《雷锋之歌》、《雷锋,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少年雷锋》、《离开雷锋的日子》、《伟大的战士》、《人民的好儿子雷锋》、《为了永恒的春天》、《雷锋,人民呼唤你》、《雷锋的故事》等数部影片和电视专题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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