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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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与怀念罗占云同志
时间:2014-10-27 11:13:47 供稿: 浏览:149

光阴似箭,转眼之间罗占云同志牺牲已有三十四年了。(注)

    漫长的岁月使过去的很多事情在记忆中淡漠了,消失了。但是,和罗占云同志共同生活、战斗的那些年代,他的音容笑貌,却像刀刻斧凿似的,永远是那样清晰地留在我的脑海之中。……

一九三七年春天,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不久,在延长县云阳镇把我们红四方面军的女同志集中起来成立了妇女独立营,共有三个连,我在二连。夏天,在一方面军供给部政治部朱主任和我们独立营政委钟明彪同志的介绍下,我认识了罗占云同志。那时他担任作战分区司令员。

几十年过去了。可是,我第一次见到罗占云同志的情景,宛如昨日才发生过的一样,是那样的亲切。

见面时,他的伤口正在复发,人又黑又瘦,还在吐血,比他二十七岁的年龄显得苍老得多。他披着一件旧军衣,强撑起身来迎接我们。那次谈话很短,我心里虽然想多知道些他的情况,但是第一次见面,没有勇气开口问他,只是感到他直爽、诚恳、正派、一付朴实的工农干部样子,对他又同情又有好感。

以后的个把月中,我们常见面了。在罗占云同志面前,我也不感到拘束了。由于事先通过朱主任和钟政委的介绍,我知道罗占云同志是云南大关县人,家里是雇农,因为家境平寒,不堪地主的压迫,十四岁就参加了北伐军。一九二七年,他被送到朱总司令创办的南昌军官教导团学习,同年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一九二八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中央苏区,他就是一员有名的猛将,打仗勇猛,不怕牺牲,先后负过九次伤,右手残废,获得过中华苏维埃政府颁发的红星奖章……。

在我们的经常接触中,我更进一步了解到他的高贵品质,尤且是听他讲过几次战斗九死一生,负伤也不下火线,使我对他更加敬佩。我也向他介绍了我的身世和参加红军的经过:一九三五年春,红军来到我的家乡—四川懋功(现名小金县),我的父亲担任了区苏维埃主席,母亲也参加了苏维埃工作。秋天,红军北上后,我的父母都被白匪还乡团残酷的杀害了。那时,我只有十五岁,便带着十一岁的大弟弟和四岁的小弟弟,躲进了深山老林,住在山洞里,找些野菜,山果度日。深山里常有野兽出没,我们姐弟相依为命,熬过了一个时候。当听说又一支长征的红军路过家乡时,我们姐弟逃出了虎口,参加了红军,大弟弟到省委少先队,小弟弟托给一家老乡了……。罗占云同志听到了这些,只是紧紧的握着我的手,一句话也没有说。可是,我从他那含着泪花的眼睛里,看到了对我的深切同情。

我们都是受苦人出生,有着共同的爱和恨,有着共同的革命理念和理想。不久,我们就在延长县结婚了。不少同志都赶来祝贺,婚礼简朴而热闹。

婚后不久,罗占云同志就调任陕北军事部参谋长,去到职的途中,他的胸部伤口再度复发,又吐起血来。看到他虚弱成这个样子,我又急又不安,便让警卫员拿罗占云同志的残废金去向一位老大娘买了只老母鸡,想煨点汤给他补养一下。谁知他听到了,立刻叫住警卫员,不许他去买,说:“老母鸡要下蛋的,下了蛋,老大娘可以去换油盐,你把鸡买来了,她以后哪来零钱用?”

在延长和瓦窑堡工作时,罗占云同志经常率部队去剿匪,警卫员回来告诉我:“每次打仗,首长总是跑到最前面去,出了事我们负不起责任。”我就劝他以后打仗不要老往前边跑,他却反问我:“一个指挥员,不到最前面去,不到最危险的地方去,怎么能鼓起战士们的勇气呢?”

这是我和罗占云同志结婚不久就碰到的两件事。在以后的十几年共同生活中,这样的事情也不知发生过多少次,这就是他的品质和为人:他处处、事事想到人民群众的利益,他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毫不考虑自己的一切,甚至是生命。

一九三八年冬,为了加强新四军的领导,罗占云同志和谭希林同志等一起,随李先念同志赴华中,我留在延安边区党校学习。一九三九年春天,我和田崇厚、王文直等三十多位同志一起离延安转道西安去华中。当时,抗日战争已爆发一年半,国共第二次合作,为了路上少些麻烦和摩擦,我们都佩戴一一五师臂章,我的公开职务是护士。我们这支小分队走到安徽河南交界的泥黄时,和陈庆先同志会合了,当时他正在打摆子(发疟疾),我们就用担架抬着他走。直到这一年的秋天,我们才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驻地---安徽定远县藕塘。第一个走出来迎接我们的,就是赵俊同志。

当时,罗占云同志担任新四军五支队老八团副团长,正在参加开辟淮南的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从路西藕塘去路东,要穿过敌伪封锁区,交通很困难,我们就按上级的指示,在藕塘休整了一段时间,我还到江北指挥部合作社临时帮了几天忙。直到秋末,我才跟随张云逸指挥一起去路东。

秋天多雨,淮南地区水网密布,路滑难走。我带着不满一周岁的大女儿,浑身淋的透湿。张云逸同志看到孩子淋成这样,便说:“不能再赶了,孩子淋成这样,再赶下去就要病了”。便不顾可能被敌人发现、袭击的危险,命令提前宿营,又派警卫员搞了些木柴,升火给孩子烤衣服。

由于一路上有伪敌的据点,所以只能夜行晓宿。护送我们的战士和游击队员知道我是从延安来的,就要我教他们唱歌,我就把在延安学的一些革命歌曲教给他们,于是,他们很快就会唱“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了。

夜里行军路途又不熟悉,有时还需要抓个“舌头”才能问清道路。有一次迷了路,直到天亮才发现竟然转到离敌人据点沙河集只有五公里的一个村子里。老乡发现我们后,马上就把我们掩护起来。为了防备敌人搜捕,老乡要我扮起他们家的亲戚,因为我说的一口四川话,就叫我装成哑巴。刚进入路东,我就亲身感受到路东人民群众高度的阶级觉悟和对我们的关怀、爱护,使我感动万分。

白天平安过去了,晚上告别了老乡又继续行军。整整走了一夜,才到了老八团在来安县乡下的驻地,见到了罗占云同志。

从此,直到一九四八年罗占云同志牺牲,我们在淮南战斗、生活了十年之久,和淮南人民同生死、共命运,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分别了一年,罗占云同志比在延安时还要黑瘦,身上穿着一套旧军衣,一件衬衣长满了虱子,连件换洗的衣服都没有。晚上睡觉时,我说:“你身上这么多虱子,不要把孩子咬坏了。”他却笑着说:“同志,你看我们哪个人有第二件衬衣?现在还不是享福的时候。”接着,他动感情的说:“我们大家都还活着,还能为党的事业战斗,就应当感到高兴和满足了。”

我只好让他脱了衣服躺到被子里,把他脱下来的脏衣服洗好用火烘干,虱子掉在火里噼噼直响,我问他:“你怎么脏成这样?”他还挺得意的说:“同志,这叫革命虫,战士们只有一套衣服,他们身上的革命虫更多。”

第二天,我对警卫员邓松太同志说:“他的衬衣已经破的不能穿了,能不能领一件?”警卫员为难的说:“罗副官他们几次按规定发给他新衬衣,他就是不要,我说多了,首长又要批评我。”

因为当时环境紧张。我在团部只住了两天,就带着孩子到后方留守处去工作。半年之后,环境稍稳定些了,我们才又在路东半塔集相见。这一次,我替他做了件蓝条子的布衬衣,他很惊奇地问我:“你哪里来的钱买布?”我告诉他是用省下来的孩子的保育费买的。“孩子有保育费?”他好像根本不知道孩子有保育费似的,接着他就说:“保育费最好不领,现在经济很困难,为公家省一个钱也是好的。”

当时的环境的确艰苦而又紧张,既要和日伪作战,又要防备国民党顽固派的摩擦,特别是一九四一年,由于国民党的封锁,敌后根据地的抗日军队处在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当时,罗占云同志先后担任新八团团长、路东联防司令部副司令兼独立四团长、东分区司令员、二师独立旅旅长。但是,他的生活和战士们没有什么两样。

那时候,部队严重缺粮,有一个时期基本上靠吃黄豆度日。按规定,罗占云同志可以吃小灶,可是,他总是坚持和战士们一起吃黄豆,有时甚至吃喂牲口的豆子。

有一次,司务长给他下了碗面条,罗占云同志不但叫司务长端回去,而且还批评了他:“谁不是娘生下来的,战士们能吃黄豆,我为什么不能吃?”司务长说:“你的身体不好,又要指挥打仗……”罗占云同志就说:“光我一个人吃的好,也消灭不了敌人,在井冈山时,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还不是和战士们吃的一样!”硬是叫司务长把面条端了回去。

环境虽然艰苦,但是根据地人们的抗日热情反而更加高涨,部队里增加了许多新战士。当时条件那样恶劣,哪有军衣发给他们呢?罗占云同志便集合队伍讲话,动员干部和老战士把多余的衣服送给新战士,并当场把自己的军衣脱下来送给新的战士,其他同志见了,马上都纷纷把自己衣服脱下来,当新战士们接过一件件还有体温的军衣时,有的竟哭了起来。

罗占云本来也只有两套军衣,在这以后,凡是衣服脏了要换时,他总是夜里睡下来后,把脱下来的脏衣服让警卫员洗好烘干,第二天早上再穿上。

在那样艰苦的时期,罗占云同志不但自己以身作则,和干部、战士同甘共苦、而且对我的要求也是格外严格的。

那时候,罗占云同志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前方指挥部队作战,家庭的事情根本顾不到,担子都压在我一个人的身上,而我也有工作要做,所以免不了发几句牢骚。他听到了,就对我说:“同志,我总不能背着孩子去打仗,你只好辛苦了。”在他的要求下,我除了工作外,还要搞点生产,种点庄稼、蔬菜,养鸡养兔、割草。……因为当时搞统一战线,有些士绅看到司令员的爱人割草,有些议论。张云逸同志知道后,找他谈了话,要他注意点影响,他才算免了我割草这个任务。

罗占云同志艰苦朴素的作风,多次受到张云逸、罗炳辉等同志的表扬,在谭震林同志主持的新铺会议上也表扬了他。

对自己是这样严格,可是对干部和战士的生活,罗占云同志总是尽可能地给予关心和照顾。每当有的干部家属生孩子,哪怕条件再艰苦,他都要求供给部送点油、肉、红糖和一点布;战士病了,就让小灶做病号饭送去;干部、战士的家属来部队,他都尽可能抽空去看望一下。

供给主任罗照年同志的母亲来部队,年纪大了,天气又冷,罗占云同志就叫我把别人送给他的一块皮子做成皮袄给老太太穿。

有一次,部队宿营时突然遭到敌人奔袭,撤到村外时发现卫去非同志没有出来,罗占云同志就亲自带人又回到村子里,找到了因为过于疲劳而还在熟睡的卫去非同志,等他们又冲出村子时,敌人已快从村子的另一头冲进来了。

罗占云同志常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时,战士们去打仗,子弹打在身上要流血,有的还要牺牲,对他们不关心、不爱护,怎么对得起人呢?”

但是,对干部、战士中的一些错误、缺点、毛病,罗占云同志也是从不放过,批评起来,一点也不客气。

他身边有几个干部,作风有时散漫一些,有的人有时公私不分。他发现以后,狠狠地克了他们一顿,后来就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现象了。

有一次,一个警卫员从团里回来,因为刚打了胜仗,缴获了一些好武器,团首长就挑两枝好枪让警卫员拿回来送给他。警卫员知道罗占云同志喜欢枪,就高高兴兴地拿回来了。谁知刚进村子,就碰到罗占云同志,当他知道两枝枪的来历后,马上就火了起来:“前方战士打仗用得着好枪,你拿回来给我干什么!”当时就叫警卫员连夜送回去。天色已晚了,我和不少人都来帮警卫员说情,他才算是答应让警卫员第二天一早就把枪送回团里去。

有一个干部是罗占云同志一手培养起来的,这个同志打仗勇敢,指挥上也有一套办法,罗占云同志也很看重他。可是,在一次战斗中这个干部在指挥上出了点问题。战斗结束后,罗占云同志关起门来狠狠地把他批评了一通,直到那个干部想通了才算完。

我有时认为他对干部要求太严了,批评起人来不讲情面,使人吃不消,便劝他注意一点方式。可是他说:“还是严格一点好。他们都是带兵的人,小错误伤人,大错误死人,等到他们犯了大错误再去批评他们,和他们算总账,那就晚了。”

罗占云同志对干部、战士的关心,爱护和严格要求,使部队形成了纪律严明、打仗勇敢顽强的作风,经常打胜仗。象桂子山战斗、攻打甘泉山、夜袭东沟、雷官集攻坚战等等,都取得了很好的战果。

罗占云同志自幼就过着贫困的生活,他深知劳动人民的甘苦,对群众有着深厚的感情。

在陕北工作时,天寒地冻,部队到驻地休息时找不到卖草的老乡,虽然草垛就在旁边,但罗占云同志却命令部队不准拿一根草用,晚上就睡在冰冷的地上。

到了淮南,罗占云同志对部队的群众纪律要求更加严格,每当部队休整,他都带头下地帮助群众劳动,插秧、割稻样样都干。他的部队深得淮南人民的爱戴。

他常说:“我们和老百姓就像鱼和水,水干鱼亡。”

抗战胜利前的一个冬天,特别寒冷。部队驻在来安县毛庄。有一位从山东逃荒来的老乡,一家老小九口人住在河埂上挖的一个地窝棚里,连一床御寒的破棉被都没有,衣服更是破烂不堪。罗占云同志知道后就拉我一起去看看,那付凄惨的情景真是催人泪下。回来后,他就叫我挤出两床棉被,又把我们和孩子的衣服挑出几件,让警卫员王焕祥同志马上送去。我们被子也刚够用,王焕祥同志为难的说:“被子送去了,你垫什么?”罗占云同志挥挥手:“你快送去,没有垫被可以搞点稻草铺上”并要供给部送二斗米去救燃眉之急。那家老乡看到这些东西,特别是听到这是新四军的旅长亲自叫送来的时候,竟失声痛哭起来。当老乡上门道谢时,罗占云同志真诚地对他说:“我们新四军也是劳苦百姓出身,都是一家人,现在艰苦些,等胜利了就能过上好日子了,再坚持一下吧”。从那以后,他和那位山东老乡就成了朋友。

淮南的群众对他的印象也很深刻,直到今天,不少年纪大的人提起罗占云同志来,还能清楚地说出他当年的一些事情,这对一个革命战士来说,是最好的评价了。

一九四六年,部队从淮南撤退到了山东,罗占云同志调到华东党校学习。%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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