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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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罗占云
时间:2014-2-18 16:42:03 供稿: 浏览:689

一   

    他去了,就在新中国即将诞生的前夜;他去了,带着战争的累累伤痕,带着为新中国成立所立下的汗马功劳,结束了他这不平凡的一生。他就是原淮北军区副司令员罗占云同志。                       
    一九一0年秋,罗占云(原名罗德铭)出生在云南省大关县天星场小街的一个农村家庭,为了维持全家人的生存,罗占云的父亲罗守礼继承前辈的祖业,在大关县天星小街以织布、酿酒维持生活。时光一年一年的过去,由于家中生产的土酒经营很不景气,生活无法维持,刚满八岁的罗占云看着年老消瘦的父亲整天愁眉苦脸的样子,心里十分难受。便走到他父亲面前说:“爹,这小酒作坊干脆就不开了,好好的租地种一点包谷,维持家中生活。为了减轻你们的负担,我打算去给人家放牛,这样还可以混碗饭吃。”

    父亲看着罗占云人虽小但很懂事,也知道他那倔强脾气,便默默的点了一下头。于是,罗占云就来到王麻子家当起了放牛娃。他白天放牛,晚上劈柴、烧火、挑水。为了吃上饱饭,他主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并受到主家人的好评。逢年过节,主家或多或少给一点砣砣盐和红糖之类的东西给罗占云,以此作为他的报酬。罗占云把主家给他的东西拿到家中,他的父母感动得热泪盈眶,夸奖他是一人小懂事的好孩子。之后,罗占云又给杨宗祥家铁厂当童工。

    一晃几年过去,罗占云在艰苦的岁月里一天天长大,看到成群结队的马帮沿五尺道从家乡境内穿过,走向远方。他想,我不可能一辈子呆在这山旮旯里过苦日子,必须走出大山寻找自己的出路。一天晚上,罗占云把他的想法告诉了父亲,并遭到了他父亲的反对。无论罗占云怎样哀求,他的父亲都不同意他离开家门,希望他好好的当帮工过日子,长大后成家立业。

    一个深夜,刚满十三岁的罗占云背着家人悄悄地出走,跟随一群马帮沿关河五尺道走出大山,离开家乡。一路风餐露宿、走南闯北,小小年纪的他为了求生度日,先后给马帮帮主当马夫和码头船老板当搬运工。经过将达一年的奔波,使他增长了一些见识。特别是看到那些身着军装,手持钢枪威风凛凛的军人在眼前走过,他总是那么羡慕他们。他想,反正都是为了混饭吃,我为何不去像他们那样穿着军装扛着枪?使他心目中便产生了当兵吃粮干一番事业的梦想。

    一九二四年,正当共产党和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合作之际,罗占云报名准备加入滇军,滇军部队的领导问他:“你为什么想当兵?”他回答说:“我当兵就是想有碗饭吃,还为部队干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滇军领导看他那结实的块头和机灵的模样,便同意了。使年仅十五岁的罗占云投身于滇军队伍,开始了他的戊马生涯。在滇军队伍中,罗占云吃苦耐劳、工作勤奋、刻苦训练、钻研军事技能,在部队的培养教育下,使他懂得国民党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意义,开始懂得为保家卫国而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革命道理。由于罗占云在滇军队伍中聪明能干,表现突出,多次受到部队领导的奖励和提拔重用。罗占云常对他身边的战友说:“我是农民家庭出身,从小就当过放牛娃、为通往滇川五尺道的马帮当过马夫,四处奔波,闯荡江湖,求生度日吃了不少苦头,想不到今天我也会成为一个扛枪的军人,我一定要珍惜这人生难得的机会,决心在部队干一番事业。”经过两年部队的生活磨练,使罗占云从一个普通士兵逐步成为一个英勇善战的指挥员和军队的主要骨干。

    一九二六年七月,国民革命军组织队伍从广东出师北伐,年轻有为的罗占云随第二路军第三军队伍,在朱陪德的带领下沿途征战,他积极配合部队领导出谋策划,带领队伍冲锋陷阵,夺取一个又一个的战斗胜利,多次受到部队官兵和上级领导的一致好评。经过四个月的艰苦奋战,征战队伍胜利到达了江西南昌,罗占云跟随队伍加入了国共合作的行业。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创办第三军军官教导团,罗占云被选入教导团学习深造。为提高自身素质,罗占云同志认真钻研军事技能和文化知识,通过考核,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一九二七年六月,全国形势发生急剧变化,白色恐怖笼罩着江西南昌等周边城市。此时,刚从军官教导团学习凯旋归来的罗占云被分配到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七连担任排长。为了带领好身边的战友,他率先垂范,勤学苦练,要求战友们要立场坚定,爱憎分明,用睿智的眼光正确看待眼前的形势,积极宣传国共合作的主张,向广大战士宣讲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革命道理。紧接八月一日,罗占云在周恩来,朱德等同志的领导下,积极参加了声势浩大的“八一”南昌起义。        “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为反击国民党当权派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挽救革命的一次重大武装起义。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和七月十五日,以蒋介石、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先后在南京、武汉发动清共后,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决定利用共产党掌握和影响下的国民革命军在南昌举行起义,并指派周恩来担任起义领导机关前敌委员会书记。罗占云同志跟随第三方面军第三军军官教导团和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的二十军、十一军二十四师,第四军二十五师两个团共两万余人,准备定于七月三十日晚上发动起义,后因张国焘的阻挠而拖延到八月一日。

    八月一日凌晨二时,罗占云和起义部队人员在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领导的共同指挥下,各路起义军向驻守南昌的国民党军队发起进攻,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当权派的第一枪。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激战,起义军占领了南昌城市,并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把参加起义的部队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南昌起义过后,罗占云随起义部队跟随贺龙、叶挺南征广东和福建一带。一路上,他们连续攻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多次围追堵截。起义部队到达潮山地区后,罗占云所在的部队在朱德同志的指挥下,安排留守在三河坝地区,组织队伍与敌军十个团的兵力进行了三天三夜的激战,消灭敌军一千四百余名。当部队占领武平县城后,因敌众我寡被迫撤出阵地,离开广东向福建一带转移。面对饥饿、寒冷、疾病的威胁和敌人的跟踪追击,罗占云一边鼓舞士气,一边指挥战斗,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一九二八年一月,罗占云同志与九百多名战友一起排出重重困难,紧紧跟随朱德和陈毅翻山越岭转战湘南,组织湘南暴动,开展艰苦的游击战争。同年四月,部队进入井冈山,与工农革命军胜利会师,投入创建井冈山中央革命根据地。成立中华苏维埃中央红军第四军后,经过革命战争洗礼和艰苦环境中锻炼成长的罗占云由王赞成同志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中,罗占云注重结合作战实际,学习和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带领部队冲锋陷阵,英勇善战。由于他带兵有方,战绩突出,在红四军二十八团很快由排长提升为连长和独立营营长。面对上级的重用和肩上的重任,罗占云更加严格的要求自己,带领部队官兵认真执行上级的指示,完成上级领导下达的各项任务。

    一九三0年初,罗占云同志被调到红四军三纵队任支队长,担负起支队的战前训练任务,在训练中,他率先垂范,严肃认真,体现官兵一致的作风,受到支队官兵的好评。同年八月,罗占云奉命率领全支队和兄弟部队一起,准备严厉打击湘赣边区文家市一带的敌对势力。他针对部队新战士多,又缺乏实战经验的状况,便一边组织战前训练,一边派出人员秘密查看地形,摸清敌方情况。待时机成熟,发起总攻时,他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带领队伍抢占有利地形。在他的指挥下,全体官兵奋勇作战、敢打敢拼,取得了一举歼敌四百余名,缴获武器四千多件的重大战果。面对眼前的辉煌战绩,罗占云并没因此而沾沾自喜,而是认真总结战斗经验和指挥方法,为下次完成作战任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紧接着九月份,罗占云又带领导部队参加了吉安战斗,顺利打下了吉安后,被提升为红四军十二师三十五团团长。为认真执行在中央苏区开展第一次反“围剿”的命令,罗占云坚持战斗在第一线,带领三十五团与兄弟部队配合,一举攻克了敌前总指挥张辉瓒率领的队伍,生俘张辉瓒队伍九千余人。从那以后,罗占云又历任独立第四师十团、二十四团和第八军团六十三团团长,并先后参加了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战斗。由于他英勇善战,指挥得力,战功卓著,先后九次负伤,导致左臂致残。曾荣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颁发的二等奖章。

      一九三四年十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加之敌强我弱,使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遭到失败,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一开始,罗占云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的领导下,带领部队从江西出发踏上了长征的艰苦道路,组织队伍强渡湘江,突破敌人前追后堵的四道封锁线,由于连续苦战,面对红军力量锐减的状况,罗占云仍坚定信心,鼓舞士气,积极响应毛泽东同志关于放弃原定红军主力进入湘西与第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决定向以贵州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前进,带领队伍攻打遵义,使红军终于避免了覆亡的危险。一九三五年一月七日,中央红军占领遵义之后,于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认真总结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罗占云积极拥护,信心百倍,参与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攀越常年积雪的夹金山和草地,历尽千辛万苦,行程二万五千里,经过一年的长途转移,胜利到达陕北。特别是在四渡赤水的过程中,他坚决执行红军灵活机动地创造战机和各个歼敌、以少胜多的战略方针,使红军变被动为主动,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大胜利。在长达一年的革命征途中,罗占云立场坚定,英勇战斗,屡建奇功,多次受到中央红军领导的好评和部队官兵的赞扬。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长征结束后,罗占云根据上级的命令,又接受了参加攻打直罗镇战役的任务。直罗镇位于葫芦河南岸,是陕西省富县通往甘肃合水大道上一个较大的集镇。集镇南北群山迭起,中间是一狭长谷川,不便于大部队发起作战攻势,为了打好这一仗,罗占云根据红一方面军首长的指示,积极配合部队,把部队主力集中在直罗镇东北的石咀、凤凰头和上下莫河等地待命。十一月二十日早晨,国民党一0九师先头部队在飞机的掩护下,分三路沿葫芦河南北山方向往直罗镇推进,敌军到达直罗镇的黑水寺后,杀鸡宰羊,大吃大喝,疏与防备。二十一日深夜,罗占云与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一起亲临前线,不顾身体多处受伤仍坚持指挥战斗,向进入直罗镇的国民党一0九师发起猛攻,使被围困的国民党军队遭到红军主力的突然袭击。国民党一0 九师部队从梦中惊醒,便集中兵力,左右突围。各路红军集中火力,发起猛攻,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多次进攻,并击毙了国民党一0九师师长牛元峰,使一0 九师全部被歼,为实现中共中央提出的把革命大本营建在西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一九三六年,罗占云担任陕北长城作战分区司令员后,军部领导安排他休息一段时间养伤。他说“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和部队的指挥员,不到最前线去,不到最危险的地方去,怎么能鼓舞战士们英勇杀敌的士气呢?”于是,他忍着伤痛,多次奔赴第一线,带领部队投入剿匪战斗,使地方匪患得到了平息。

                         四

      一九三七年夏天,经过红一方面军供给部政治部朱主任和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营政委钟明彪的介绍,罗占云与妇女独立营二连四川籍女战士邓宇兰结识并相爱了。

      邓宇兰初次与罗占云见面时,他的伤口正在复发,由于积劳成疾,有时还吐血,又瘦又黑,显得十分苍老。听说钟明彪要带邓宇兰同志见面相识,他强撑起身子迎接了她们。通过交谈,邓宇兰感觉罗占云直爽、诚恳、正派,一个勤俭朴实的军队干部形象,使邓宇兰开始对他产生了好感。

      从那以后,邓宇兰与罗占云经常见面。虽说罗占云是部队的一名首长,但在他面前,邓宇兰不感到有什么拘束。通过钟明彪政委的介绍,邓宇兰知道罗占云出生在云南昭通大关山区一个贫寒的家庭。由于受家境被迫,他十四岁就离开家乡,之后参加了北伐军。随后被选送到朱德总司令创办的南昌军官教导团学习深造,一九二七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中央苏区时,他就成为军队有名的猛将,打仗勇敢,不怕牺牲,先后九次负伤,右臂残废,曾荣获中央苏维埃政府颁发的红星奖章。面对这位身经百战的老上级,邓宇兰心中暗暗的敬佩着他。

      双方通过一段时间的交往,邓宇兰向罗占云讲述了她家心酸的历史。一九三五年春,红军来到了邓宇兰的家乡——四川懋功县。当时邓宇兰的父亲经过党的培养并担任区苏维埃主席,使其母亲在父亲的影响下参加了苏区革命。同年秋天,红军北上后,邓宇兰的父母不幸被地方白匪还乡团残酷杀害,使十五岁的邓宇兰和年仅十一岁和四岁的两个弟弟无家可归。为了逃避还乡团的追捕,邓宇兰带着她的两个弟弟悄悄躲进了深山老林,住在一个山洞里,靠找野菜、野果充饥。夜暮降临,深山林中常有野兽出没,他们姐弟三人在洞中相依为命,艰难度日。为了保住两个弟弟的性命,邓宇兰鼓励他们在洞中要坚强,不准哭,自己便悄悄地爬出山洞,在林中找一些野果子回来拿给他们吃。一天,又一支长征红军队伍路过家乡,便把他们姐弟从山洞里解救出来。经过了解,他们的父母为革命都献出了生命,红军看着这孤苦伶仃的邓家三个孩子,禁不住流下了悲痛的眼泪。为了不让他们再落入还乡团的虎口,把邓宇兰收下参加红军队伍,把邓宇兰的大弟弟送到四川省委少先队,把邓宇兰的小弟弟托给一家老乡收养。罗占云听了邓宇兰同志的介绍后,眼里含着泪花,紧紧地握住邓宇的手。邓宇兰从他那含着泪花的眼里,看到了罗占云对她的深切同情。

                         五

      罗占云和邓宇兰都是受苦人出身,他们有着共同的爱和恨,有着共同的革命信念和理想。从那以后,邓宇兰一有空都要抽出时间与罗占云见面,帮他洗衣服、治疗伤口,罗占云为她传授些革命常识和军事知识,互相畅谈未来美好的向往。通过长期交往,双方逐渐产生了爱慕之情,成为革命征途上的伴侣。不久,罗占云和邓宇兰在延长县举行了简朴而又热闹的婚礼,部队的许多同志纷纷前来祝贺。结婚的当天晚上,罗占云高兴地对邓宇兰说:“想不到我罗占云走南闯北,在革命的征途上与你相识,成为患难夫妻,到以后革命胜利了,我一定要带着你去云南大关老家看一看。”可这一愿望将成为他们终身的遗憾。

      罗占云和邓宇兰结婚不久,就被调到陕北军事部任参谋长。到职的途中,他胸部的伤口再度复发,又吐起血来。看到他虚弱的身体,邓宇兰的心里十分难过,准备叫警卫员拿罗占云同志的残废金去向一位老大娘买一只老母鸡熬成汤为他补补身子。罗占云得知此事,立即叫住警卫员说:“老母鸡是要下蛋的,下了蛋,老大娘可以去换点油盐,你把鸡买来了,她以后哪来零用钱?”邓宇兰看着将要发火的样子,就不敢在提买鸡了。在警卫员的陪同下,罗占云赶到了陕北军事部报到,担任起参谋长的职务。

      在延长县和瓦窑堡工作期间,罗占云同志经常率领部队指挥剿匪战斗,每次打仗,他总是冲锋在前。警卫员怕他出事,就告诉邓宇兰,邓宇兰就劝他以后打仗要保住自身安全。罗占云说:“作为一个指挥员,不身先士卒,不到最危险的地方去,怎么能增强部队的凝聚力和鼓舞大家都士气呢?”据邓宇兰同志口述的资料介绍,这是她和罗占云同志结婚不久就碰到的上述两件事。在以后十几年的共同生活中,类似这样的劝说和争论不知发生过多少次。这就是罗占云同志的品质和为人。他处处、事事想到人民的利益,为人民的事业毫不顾及自己的一切。

      一九三八年冬,为充实新四军的领导力量,罗占云同志和谭希林等同志一起,随李先念同志到华中地区开展工作,邓宇兰被留在延安边区党校学习。在延安边区党校学习期间,邓宇兰时常挂念丈夫罗占云的身体和伤势情况,并多次打电话要他注意休息,保养身体。可罗占云总是说:“你放心,这里有同志们的关心和照顾,希望你在党校好好的学习,努力提高自身素质和能力,将来才能为党、为人民做更多的事。”

                            六                                 

   一九三九年春末,邓宇兰在延安边区党校短期学习结束后,根据上级的安排,随田崇厚、王文直等三十多位战友组织的小分队一起离开延安,并经过西安来到了华中地区。当时,抗日战争已爆发达一年半,国共两党正进行第二次合作。为了尽量减少路途上的麻烦和摩擦,邓宇兰和战友们都一一佩戴着第五师臂章,邓宇兰的公开身份是护士。当他们这支小分队翻山越岭来到安徽与河南省交界的泥黄地方时,正好与老战友陈庆先相遇。看到陈庆先同志脸色苍白,全身发抖,一问才知道他是身患疟疾,大家就用担架把他抬着走,待邓宇兰找了一些药给他服下治好后,又跟随大家一起前行。经过达三个月的长途跋涉,直到这年的初秋,他们才到达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驻地——安徽定远县藕塘镇。到了藕塘镇,他们得到了赵俊等同志的热情接待,为他们安排吃住,提供方便。

      邓宇兰和小分队的战友们住下来之后,经过多方打听,得知丈夫罗占云已担任新四军第五支队老八团副团长,正带领部队参加开辟淮南津蒲路东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她非常惦记丈夫的身体,恨不得马上赶往路东地区好好的照顾他。但由于当时战备形势十分紧张,从路西藕塘到路东,必须穿过敌人的封锁区,沿途交通困难。为了保证安全,根据上级的指示,就安排他们在原地协助江北指挥部开展工作。

      一九三九年秋末,邓宇兰带着不满一周岁的大女儿在张云逸等同志的护送下向路东方向行进。由于淮南地区沟壑纵横,地形复杂,加之秋天多雨,路滑难走,一路爬山涉水,全身淋得透湿。张云逸看到大家冷得发抖,就对邓宇兰说:“我们不能再前进了,你看孩子也淋成这样,再这样下去病倒了就更麻烦。”邓宇兰看了一孩子说:“可以,但我们必须要找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于是,大家就在一个较为隐蔽的农民家里暂时停留下来,警卫员急忙找了一些木柴,烧起火给邓宇兰的女儿烘烤衣服。大家边烤火边吃了一点干粮后,又开始上路。因为一路沿途都有敌伪的据点,所以他们只能夜行晓宿。在途中,参加护送的战士和游击队员们听说邓宇兰是从延安来的,就提出要邓宇兰教他们唱歌。邓宇兰说:“教你们唱歌可以,但我们不敢大声唱,只能小声的教你们唱,一路都有敌伪的据点,怕暴露目标。”邓宇兰和大家边前行边把她在延安学会的几首革命歌曲教给他们,于是,他们就很快就会唱“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的《黄河》之歌。

      夜里行军,路途又不熟悉,为了不迷失方向,有时还需要找个“舌头”(熟悉地形的人)才能问清道路。有一次他们走着走着就迷了路,直到天亮才发现竟然转到离敌伪据点沙河镇只有五公里的一个村子里。当地的百姓发现他们,马上就把他们掩护起来。为防备敌人的搜捕,老百姓就把邓宇兰装扮成他们家的亲戚,因为邓宇兰说的是一口四川话,就只好叫邓宇兰装成哑巴别说话,以免暴露自己的身份。进入路东境内,他们亲身感受到路东人民群众思想觉悟和对远方朋友的深情关怀、爱护,使邓宇兰一行都感激万分。

      白天平安过去,晚上他们告别当地百姓又继续行军,为早日到达目的地见到丈夫罗占云,邓宇兰背着她的大女儿,拿着手电筒与大家一起沿着山间小路不停的赶路。警卫员走上前要求要背孩子,邓宇兰说:“你们沿途走了这么多天,都是大家为我背孩子,今晚我的精神特别好,就让我背着孩子走一段路程吧。”就这样,邓宇兰背着孩子走了十多里山路,警卫员见邓宇兰累得满头大汗,又主动要求把她的孩子背起赶路。经过整整一夜的艰苦前行,邓宇兰和大家终于来到路东地区来安乡下的老八团驻地,见到了丈夫罗占云同志。夫妻久别重逢,双方激动得热泪盈眶。

                         七

      邓宇兰与罗占云分别了整整一年,今日看到他比在延安时期还要消瘦,脸色又黑。身上穿着一套旧军装,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有。晚上睡觉时,邓宇兰对罗占云说:“老罗啊,你看你身上这么多虱子,不要把孩子吓坏了呀!”                                             

罗占云却笑了笑说:“宇兰同志,我们部队哪个有多的衬衣?现在是非常时期,还没有到享福的时候。你看,我们为了革命,舍家离乡,经受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和大大小小多次战斗的考验,有幸的是大家都还活着,还能为党的事业奋斗,我们就应该感到高兴和满足了。”

      “是啊,每次见到你,你总是找一些大道理来安慰我。所以团里的好多同志都夸赞你是硬骨头将军,什么困难都拦不倒你。”邓宇兰说完后,让罗占云把身上的脏衣服脱下来,待他钻进被窝里,她才把他的脏衣服洗了用火烘干,衣服上的虱子遇到高温不停的掉在火里,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

      “你看你,怎么脏成这个样子?”邓宇兰边烤衣服边说。罗占云看着妻子板着一张脸,挺得意的笑了笑说:“宇兰同志,这叫‘革命虫’,我和战士们都只有一套衣服,他们的‘革命虫’比我更多。”

      第二天早上,邓宇兰找到警卫员邓松太说:“老罗的衬衣已经破得不能再穿了,能不能给他领一件新的?”警卫员很为难地说:“按上级规定有好几次都发给罗副官的新衬衣,可他就是不要,他说好多战士的军衣比他的还破烂,应该把这些衬衣发给他们,现在是困难时期,我们要官兵一致,不能搞特殊化。从此,我就再以不敢向他提换衣服的事,说多了,首长又要批评我。”

      由于当时形势紧张,邓宇兰只在团部住了两天,就带着女儿到后方留守处的军需后勤搞服务工作。半年之后,路东的环境形势稍微稳定,邓宇兰和罗占云才又在路东地区的半塔集镇相见。邓宇兰看见罗占云仍然穿着那件又脏又破的衬衣,就为他做了一件蓝色条子布衬衣。罗占云看了惊奇地问:“你哪里来的钱买布?”邓宇兰告诉他说:“是用孩子的保育费节省下来买的。”“怎么?孩子还有保育费,我从没听说过。既然孩子有保育费,我建议这保育费最好不领,现在部队经济很困难,哪怕为公家节约一个钱也好。”

      邓宇兰看着罗占云板着一张面容焦虑的脸说:“好,下不为列,以后不领就是了。”

      由于环境条件艰苦,国内形势也比较紧张,部队既要和日伪作战,又要随时防备国民党顽固派的摩擦。特别是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三年,因国民党军队的处处封锁,使敌后根据地的抗日部队处在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这期间,罗占云先后担任新八团团长、路东联防司令部副司令员兼独立四团团长和路东分区司令员兼第二师独立旅旅长等职,但他的生活和战士们没有什么两样。那时候,部队严重缺粮,有好长一段时间基本靠吃黄豆度日。按照规定,作为分区首长可以吃小灶,可他总是坚持和战士们一起吃黄豆,有时甚至吃喂牲口的豆子。一次,团部的事务长看到罗占云的身体较差,特意为他煮了一碗面条,罗占云看到后气愤地批评事务长说:“谁不是娘生下来的,战士们能吃黄豆,我为什么不能吃呢?”事务长说:“首长,你的身体不好,又要指挥打仗……”还没等事务长说完,罗占云就抢着说:“光我一个人吃得好,也消灭不了敌人。在井冈山时,毛泽东和朱德总司令还不是和战士们吃的一样。”罗占云说着,便命令事务长把这碗面条端回去给了一位伤员。

      环境条件越艰苦,根据地老百姓的抗日热情反而更加高涨,许多青年男女为了保家卫国,纷纷要求参加抗日队伍,使部队里又增加了许多新战士。看着一个个衣服破烂的青年们,部队哪有军衣发给他们呢?罗占云同志就集合起队伍,动员干部和老战士把多余的衣服都捐献出来,同志们见罗占云当场把自己身上的衣服脱下来送给新战士,都马上把各自的衣服脱下来,当新战士们接过一件件还带有体温的军衣时,被感动得哭了起来。罗占云同志也只有两套军衣,他送了一套给新战士外,就只有一套穿在身上。以后,凡是衣服脏了要换洗时,他总是在夜里睡下后,把脱下来的脏衣服让警卫员洗好烘干,第二天再穿上。在艰难困苦的岁月里,罗占云同志处处以身作则,和干部、战士们同甘共苦,而且对他的妻子和孩子也是严格要求。他为了革命事业,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在前方指挥部队作战上,家中的事情他很难顾及不到,孩子的抚养及家中事务都落在邓宇兰的肩上。邓宇兰一边要照看孩子,一边又要工作,有时在罗占云面前总免不了要发几句牢骚。罗占云听到了就说:“宇兰同志,我总不能背着孩子去打仗,就只有你辛苦些了。”

      罗占云同志艰苦朴素、敢打敢拼的作风,多次受到张云逸和罗炳辉等领导同志的表扬,在谭震林同志主持的新铺会议上通报表彰了他的先进事迹,并号召全体官兵向罗占云同志学习。

                         八

      罗占云同志对自己严格要求,可是对干部、战士的生活总是尽可能的给予关心和照顾。每当有部队干部的妻子生孩子时,哪怕条件再艰苦,生活再困难,他都安排供给部送上一点油、肉、红塘和布之类的东西表示慰问;如果哪个战士生病,他就让小灶的炊事员做病号饭送去;如有干部、战士的家属来部队探亲,他都尽可能抽出时间去看望。团部供给主任罗照年的母亲来部队,罗占云看到罗照年的母亲年岁已高,天气又冷,穿得比较单薄,就安排邓宇兰把别人送给他的一张狗皮做成皮袄送给罗照年的母亲穿。罗照年的母亲接过新皮袄激动得热泪盈眶说:“罗团长,你把你的皮袄送给了我,叫我怎么感谢你啊!”罗占云握着罗照年母亲的手说:“老人家,不用谢,你的年纪大了,这件皮袄是我叫邓宇兰专门为你做的,就当作我留给你的一份纪念吧。”

    一次,罗占云带领团部宿营时突然遭到敌人的奔袭,他命令大家立即撤出村外时,发现卫去非同志不在,罗占云又亲自带领战士返回村子,找到了因过于疲劳而熟睡未醒的卫去非,等他们冲出村时,敌人已经从另一方向冲进了村子,使团部所有官兵安全脱险。罗占云同志常说:“作为部队的领导,必须要有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的思想,战士们去打仗,子弹飞在身上要流血,有的还要献出生命。平时对他们不关心、不爱护,怎么对得起他们呢?”可是,只要见到哪个干部、战士有时出现错误或毛病时,罗占云同志从不放过,进行交心谈心,沟通思想,认真指出存在的错误和问题,直到对方心服口服。

      有一天刚打了胜仗,部队缴获了一些好武器,团首长就挑了两支好枪让警卫员拿回来送给罗占云,警卫员知道他喜欢枪,就高高兴兴地拿了回来,谁知刚进村子,就碰到罗占云。当他知道这两支枪的来历时,马上就发起火来说:“前方战士打仗用得着好枪,你拿回来给我干什么?”罗占云说着,就叫警卫员连夜把枪送回去,邓宇兰看到天色已晚,为了警卫员的安全,就和许多同志来为警卫员说情后,他才让警卫员第二天早上把枪送回团部。

      有一位年轻干部是罗占云同志一手培养起来的,这个同志打仗勇敢,指挥灵活,罗占云同志十分看重他。在一次战斗中,这个干部在指挥上出了一点问题,战斗结束后,罗占云就关起门来对他进行了严肃批评,直到那个干部想通了为止。有时邓宇兰认为他对干部的要求太严了,批评起人来不讲情面,使人吃不消,便劝他注意一点方式。可罗占云说:“批评他们还是严格一点好,因为他们都是带兵的人,等到他们犯了错误再去批评他们,和他们算总帐,那就晚了。”

      罗占云同志注重对干部、战士的关心、爱护和严格要求,使部队形成纪律严明、勇敢顽强的作风。无论是桂子山战斗、甘泉山战斗还是夜袭东沟和雷官集攻坚战等,都取得了辉煌的战绩,多次受到部队上级的表彰。

      罗占云从小就过着贫困的生活,他深知劳动人民的甘苦,对劳动人民群众有着深厚的感情。在陕北工作时,因天寒地冻,部队到驻地休息时找不到卖草的老乡,虽然草垛就在旁边,但罗占云却要求部队不准拿一根草用,晚上大家就睡在冰冷的地上。到了淮南地区,罗占云同志对部队纪律要求更加严格,每当部队休整时,他就带领干部、战士下地帮助农民群众薅草,收稻子样样都干,深受淮南人民的爱戴。他常说:“我们军队和老百姓就像鱼水关系,水干鱼亡,时刻都不能分开。”

      在抗战胜利前的一个冬天,部队官兵冒着寒冷的天气驻扎在来安县的一个村子,发现一位从山东逃荒而来的老头,带着一家老小九口人住在河埂上的一个地洞里,罗占云知道后就和邓宇兰一起去看一看。来到洞口,只见一家人围在火塘边,连一床破棉被都没有,一双双乞求的目光紧紧地盯着他俩,罗占云走近与他们亲切交谈,了解情况,并掏出身上仅有的一点钱送给了他们。回到驻地后,罗占云就叫邓宇兰把家中的棉被挤出两床,又把大人和小孩的衣服挑出几件,安排供给部扛着二斗米与警卫员王焕祥一起马上送去。警卫员王焕祥很为难地说:“首长,被子送去了,你垫什么?”罗占云挥挥手说:“你赶快送去,没有垫被可以搞点稻草铺上。”山东老乡一家看着这些东西,得知是新四军旅长罗占云亲自安排送来的,竟失声痛哭起来。当天下午,山东老头带着一家人上门道谢,罗占云热情地说:“我们新四军也是劳苦百姓出身,都是一家人,现在是困难时期,等胜利了,以后我们大家的日子就好了。”从那以后,他和那位山东老乡成了好朋友。

                         九

      一九四六年,部队从淮南撤到苏北地区后,罗占云调到华东党校学习。他高兴地对邓宇兰说:“全国胜利后,我们这些指挥员就要要拿‘双枪’了。”邓宇兰知道他说的‘双抢’是指能文能武。由于他过去只注重指挥打仗,不重视文化和理论学习,现在看到他每天学习到深夜,邓宇兰心里感到十分高兴。一九四七年十一月,罗占云在华东党校结业后,张云逸同志代表华东局找他谈话,提出几个军区和部队的职位让他考虑。最后,他还是选择当时环境复杂,生活十分艰苦的两淮地区,上级根据他的选择,并任命他为淮北军区副司令员。

      在离开山东赴两淮地区的前夜,罗占云对邓宇兰说:“我这辈子是开生荒的,能为两淮人民的解放再出点力,就是牺牲了,我也值得。”第二天早上,邓宇兰带着孩子送罗占云出征,他一边摸着刚出生才四十天的小女儿的头,一边对邓宇兰说:“在这次‘三查三整’运动中,你要提高思想认识,好好的查找自身的缺点,多进行自我批评,相信通过这次运动,把自己提高一步。”

      在十几年的共同生活中,邓宇兰每次送罗占云上前方,又每次欢迎他从前方凯旋归来,早已习以为常了。可是,罗占云这次又要离开妻子和孩子到淮北军区任职,看到他骑在马背上那瘦削的身影渐渐远去,邓宇兰的眼睛湿润了。可谁知道,罗占云这一去就成了与妻子、孩子的最后一别,永远没有回来。

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四日,也就是全国即将解放的前夕,当新中国就要诞生的礼炮快要响起来的时候,年仅三十八岁的罗占云在两淮前线却离开了他为之流血、奋斗的革命事业,离开了他的部队和战友,离开了他的亲人。一九四八年五月下旬,警卫员闵龙才带着罗占云的遗物从前线归来,并告诉了罗占云牺牲前的情况。当邓宇兰知道罗占云牺牲的消息时,邓宇兰和女儿们放声痛哭了一个晚上。

      警卫员介绍说,一九四八年春,罗占云一行又回到了离别一年的两淮地区。旅途的疲劳、繁重的作战任务和艰苦的生活环境,使他常发高烧,病情逐渐加重,但他不肯休息,带病坚持工作。有一次,他在和一个干部谈话时,谈着谈着竟昏倒在椅子上,到了晚上又突然昏迷,甚至摔倒在地。直到后来,病情更加严重,在战友们的再三劝说下,他才同意到后方医院治疗。

      一天早上,罗占云骑着马在警卫员的护送下往后方医院前行,初春时季,天气照样寒冷,沿途风雨交加,路滑难行,由于他高烧未退,曾几次从马背上摔下来。警卫员看他实在不能再骑马了,便找来民工用担架抬他。可他坚决不上担架,并对民工们说:“现在正是春荒时期,大家都吃不饱,我不能让你们饿着肚子抬我走。”警卫员没有办法,只好请两个民工架着他走,就这样,在大家的护送下,他咬紧牙关一步一步的走到后方医院。

      后方医院的条件很差,又缺医少药,罗占云的病情日渐危急,在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四日晚上不幸逝世。临终前,他请警卫员转嘱邓宇兰同志,他曾经向她承诺过,等以后全国胜利了,要带她回到云南大关老家看一看,看来这一愿望无法实现了,希望她好好为党工作,要抚养好孩子。最后,他用微弱的声音低呼着:“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就这样,身经百战罗占云穿着那套单薄的旧军衣,带着一身九处枪伤和对革命事业的耿耿忠心,离开了他奋斗终身的革命队伍。

      华东军区陈毅、张云逸、邓子恢等领导同志得知罗占云不幸逝世的消息后,都为失去这为身经百战的军事指挥员而深表痛悼之情,即电江淮军区:“切望我全体军民继续为革命事业努力奋斗,争取最后胜利,以慰英灵。”并致电安慰罗占云的夫人邓宇兰说:“占云同志一生为革命艰苦奋斗,其坚强不屈之精神未尝稍懈,今不幸逝世,乃我党我军重大损失。然人死不能复生,尚希节哀,抚养革命新生一代,以竞其未竞之志,慰英灵于地下。”

      几十年过去,罗占云同志虽然早已化为祖国大地上的一杯黄土,但是,他的战友和淮南地区的人民仍然怀念着他,他故乡的大关人民仍永远的惦记着他,他不愧为党的好干部,军队的好领导和大关人民好儿子。他的英雄事迹将载入历史史册,永远留在大关人民的心中。

                                             (作者系大关县文联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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