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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声依旧
文章作者:俞珉 时间:2018-1-1 20:06:51 供稿:杭州日报/1995-06-24/ 第007版面/大特写 西湖周末 浏览:188


  • 北京有一个六七十岁老人组成的艺术团,团员中有国务院的部长、全国政协常委、部队的领导干部,里面有着多少动人的故事……

  •   早就听说一批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老文艺工作者至今仍十分活跃。算起来,这些人也都是离退休的年龄了,而且许多人解放后都改了行,但不管在哪儿,干什么,至今仍默默地发挥着余热。今年适逢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50周年,这些从炮火硝烟中走过来的老同志,在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的今天又该是怎样一种心情呢。

    老兵风采耀古城

      那天在铁道部老干部活动中心,我见到了中国铁路老年大学的校长章洛。他1936年参加革命,曾随抗敌演剧队在敌后工作多年,先后任旅、师、华东军区及三野文工团团长。解放后从事教育工作,并任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曾创作了颇有影响的《第十二次列车》、《二七风暴》等话剧。如今这位75岁的老人又兼起首都老战士艺术团团长的职务。

      章校长说,我们这批老文艺工作者当年与群众感情颇深。前两年去淮南,一些七八十岁的老人,还可以唤出当年在那工作过的团员的名字,我们那时多是十几岁的娃娃,说起战争年代的文艺兵,不仅要唱歌演戏,运用文艺宣传鼓动群众鼓舞士气,而且还要组织抗敌协会、组织民兵自卫队、筹粮筹款、动员参军、组织运输、战场喊话、抬担架、送伤员、押俘虏等等。现在想起那些往事,仍历历在目,令人十分怀念……

      想起遭“四人帮”浩劫后的重逢,我们见面热泪盈眶,久久拥抱,大家不约而同地唱起了当年《我们是战无不胜的铁军》这支歌,是那低沉激昂的歌声把我们又紧紧地连在一起了,也正是这种对祖国、对人民赤诚的爱让我们再次感到自己的历史责任感,于是在1979年党的生日前夕,成立了新四军老战士歌咏队。后来根据聂荣臻等领导同志的建议,更名为老战士合唱团。其间又吸收了一些老红军、八路军、新四军、抗日联军、解放军、志愿军的文艺工作者和部队指战员,随着演出形式的不断扩大,现正式名为首都老战士艺术团。当年将军合唱团的指挥、后任中顾委委员、军委顾问的李志民上将看了我们的演出后说:“你们是将军合唱团的继续。”

      现艺术团有团员485人,其中70岁以上的荣誉团员250人,80%以上为离休干部。正式团员平均年龄64岁,最大72岁,最小的也50多岁了,其中离休的文艺专业人员占一半多。他们当中有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常委、部长、院长、书记、司局长以及部队各级领导干部,但不论革命早晚、职务高低、年龄大小,在这里一律是普通一兵。

      他建议我先看看下午艺术团的排练。

      没想到快到中午时,竟哗哗地下起了大雨,望着玻璃上急速流淌的雨水,我担心今天看不上排练了。然而中午刚过,这些老同志便冒着雨挽着裤腿、撑着伞、披着雨衣赶来了,听说有的同志甚至转了三次车。1点半准时排练,他们手持歌片,戴着花镜,在指挥下认真地唱着每个音符,感情十分投入,改编后的混声合唱《在太行山上》竟唱得那么高昂激越,如果不是亲临现场,真使人很难相信那歌声是出自年逾古稀的老人。

    贺绿汀来到我们中间

      现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曾创作四部大小歌剧和500余首歌曲的我国著名作曲家晓河同志说,现在大家具有一定的演唱水平,是和当时剧团人才荟萃,演出频繁分不开的。他回忆说,当时我们的声乐水平不高,大都缺乏音乐的“耳朵”,团里也没有像样的乐器,伴奏主要是口琴,洋铁桶做的二胡,中药铺里春药的铜盅以及简单的锣鼓。记得1942年初夏一天,著名音乐家贺绿汀来到我们住地,枣红色的马上挂了一把小提琴,许多同志都不知道那是啥玩艺儿,几个小鬼翻来覆去看不够。当时正是敌后斗争困难时期,政治部统一安排全天整风学习,但考虑这位音乐家的到来,机会难得,便每天有半天时间由他安排。贺教授热情地教大家学习普通乐理、和声学、作曲法、指挥法及曲式学等,并指挥我们演唱他写的《游击队之歌》、《胜利进行曲》等歌曲。合唱队里常有人跑调,但当时根本没有键盘乐器定音,贺教授就用自己随身带的音叉和他敏锐的听觉,不断纠正各声部中的差错,反复敲着音叉练唱5#66#之类的半音。遇有唱不准的地方,他从不申斥,而是面带微笑,操着湖南口音,轻声细语要我们重来。三个月下来,我们的音乐知识修养和对作品的理解力都有了很大提高。

      贺教授身体较弱,师党委特别关照为他开小灶,说小灶,无非是多几个鸡蛋,但他也不肯接受,每次又原封不动端回去。唯一对他优待的是一间小土房和一盏比煤油灯稍亮些的“美孚灯”,因为我们用的都是菜油灯。贺教授常在五更天起来静静地听隔壁磨坊里老百姓脚踏面筛的“叮咚叮”的节奏声和他们推磨时随意哼的小调。他讲作品知识时,便告诉大家如何从生活中汲取节奏和音调的道理。我们最兴奋的时候,就是在皓月当空的夜晚,听贺教授拉小提琴。许多人没见过这种乐器,当然更没听过,尤其那些小鬼更是着迷。现上海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电影音乐学会副会长吕其明是“小鬼班”的团员,当时才11岁,他写了一首无名小曲,便神气活现地挥着小手,指挥着一个自发的小歌队,他说是贺教授在我心中播下了音乐的种子。

    邓主任上台

      章校长告诉我,老战士艺术团成立16年来,不仅积极参加社会上各种活动,还坚持深入工厂、部队、大专院校、机关、街道等,共计演出300多场。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李鹏、叶飞、张爱萍、余秋里等领导同志都看过他们的演出,称赞“唱得好,讲传统,有兵味”。国棉二厂的工人看完演出后说,看你们的节目真带劲,你们官兵一致,不论职务高低,同台演唱,保持了旺盛的革命精神。说到这儿,章校长回忆起去年去世的黄粲同志讲过的一件事。

      1940年,为执行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有些人对红军改编为新四军想不通。为此,由著名剧作家刘保罗同志主持,集体创作了剧本《军帽》。在排练中,扮“不愿改”的同志,理由充足,慷慨激昂,演得十分成功。可演首长的同志,台词是干巴巴的说教,就是没有说服力。他们找到当时任二师政治部主任的邓子恢同志,说我们年轻,水平不高,扮领导没那个气质,只有请首长登台。邓主任想了想,笑着说,好,我来演,可我没时间参加排练,这样吧,什么时候上台你们告诉我好了。

      那天广场上坐满了江北指挥部直属部队,主席致开幕词:今天开大会,宣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话没说完,一个战士站起来大声问,我参加红军是为闹革命,今天红军变白军了,还闹不闹革命?又一个说,好不容易组织起来的红军,被国民党五次围剿,受那么大损失,这仇能不报吗?又一个老战士说,打了几年游击都白干了吗?深仇大恨都忘了吗?要和国民党同流合污,千万干不得呀……话没说完,就号啕大哭起来。顿时会场上吵吵嚷嚷,大叫大骂。这时警卫员上来报告,说中央派的党代表来了。剧团同志在台下对邓主任说,你该上台了,邓子恢站起来,连屁股上的土都没来得及拍打就跑上台。他首先代表党中央,向红军战士慰问敬礼,接着就滔滔不绝地介绍全国抗战形势以及为什么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深入浅出、旁证博引答复了战士们的种种问题,终于打通了他们的思想。接着邓主任带头取下自己头上的八角帽,换上国民革命军的帽子。开始,战士们呆呆地看着,后来也都抖着手,慢慢取下自己的红星八角帽,无限深情地抚摸着,许多人都流下了眼泪……这就是后来人们传诵的邓子恢主任与我们同台演戏的故事。

    罗炳辉师长变魔术

      说到这儿,一位同志进来给章校长送来一本1945年由新四军第二师淮南军区政治部编辑出版的《抗敌生活》期刊。封面是神枪手罗炳辉师长的木刻像,里面的排版印刷都很粗糙,根本不能和现在的比。书中辑22篇文章及一些漫画,全是反映当时的抗敌故事和军营生活的。期刊的原件保存在一位叫耿青志同志的手中。1979年他将这本珍藏了34年的抗敌刊物赠送给云南彝良县罗炳辉将军文物征集组。征集组为表示感谢,特意复制一本送他。

      说起罗炳辉,是当时众所周知的红军将领和神枪手,人们称他是中国的夏伯阳,因为他行动迅速制敌有方,大家又称他“神行太保”。总之,在人们心目中,他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有一天早饭后,大家在一片松林里待命,罗师长笑着说,我来玩个魔术好不好?说着从衣袋里取出一张白纸条,拿过一个战士的步枪,向枪膛里看了看,便大声说,大家注意我变魔术了!罗师长将白纸条在枪膛里捅了几下,又拿出来让大家看,并问变了没有,几个年轻战士说白的变黑了。师长说,我的魔术好不好?一个小勤务员说,不是你玩的魔术,是他不擦枪!那个战士吓得发抖,可师长并没发火,问他是不是病了,战士低头不语,罗师长语重心长地说,枪是我们的第二生命,枪不擦能打仗吗?从那以后,我们只要有空就把自己的枪擦得锃亮。那时首长对我们这些文化人格外爱护,有好戏好歌就鼓励,有缺点就严肃指出来,耐心讲道理,绝无戴帽子打棍子的事情。

    老兵老歌征服了大学生的心

      老战士艺术团在北京大学演出的那天,正逢北大舞厅里舞意正浓,绵绵的小夜曲托着如醉如痴的舞伴们翩翩起舞。突然,一阵暴风雨般的军乐曲划破了舞池的平静,像雄鸡报晓,像春河解冻,华尔兹舞步乱了。大学生们循声涌向礼堂。他们说大幕一拉开,一群白发皤然的老战士昂首挺胸,英姿豪迈,真是一股热浪迎面扑来,犹如一片苍劲的松柏,胜似一座雄伟的古城。低沉浑厚的旋律叫人热血沸腾。他们说,你们唱出了国威军威,不仅唱出了老战士的心声,更唤起了新一代的激情与共鸣,演出后许多同学争着拿手电为他们照路,直到把他们一个个送上汽车,现在许多大学生都成了老战士的朋友。大学生们说,我们尤其佩服你们在一切向钱看的今天,不要报酬,不要接待,保持着革命气节,与那些处处伸手要钱的少数专业演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文化部外联局的老干部晓植同志1939年参加新四军,解放后一直搞对外工作。她回忆说,那时部队每次战斗下来,为了祝捷,就要通宵达旦地赶写剧本,随写随排,三五天就得赶出来,演完了再去执行新的任务。不要说写过的剧本汇集成册,就是印刷都不可能,剧团甚至连张复写纸都没有。剧本是谁写的,谁导的,谁演的,也没有报纸电台宣传你,演过也就忘了,大家觉得都很自然,从无人计较。那时部队生活很苦,大部分时间吃白薯秧子,有时往里加一点苞米面或绿豆,有时就吃煮白薯,盐也很少,没有蔬菜就挖野菜,晚上睡的是稻草地铺。有一次晓河同志写了一支《整训歌》的曲子,师里奖励了几元钱,他说要请客。我们早就被村口一个老太太卖的辣椒糊馋死了,于是晓河买了一大碗。那天中午是辣椒糊配煮白薯。我吃了许多,但下午排练时好多人就发不出声了。由于要赶演出,第二天团长下令,每人发一个生鸡蛋润嗓子,我们别提有多高兴了,许多人拿着鸡蛋左看右看舍不得吃。

      现任艺术团副团长兼秘书长的潘云,是装甲兵的离休干部,他说那时我们跟部队整天行军打仗,风吹雨淋。碰上缺水的地方,炊事员要晚上到七八里外的泥塘挑泥浆,澄清后供第二天用。洗脸刷牙都困难,更不要说洗澡了。每人头上身上长满虱子,休息时大家就灭虱,星星点点到处是血迹,被头上缝的一条毛巾中虱子最多,我们就拆下来放在石头上敲打,能把一条白毛巾打成血毛巾。潘云说,同志们正是从艰苦岁月中走过来的,所以他们现在仍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许多同志的级别都可以要小车接送,但他们仍以老战士的身份坚持骑自行车或挤公共汽车参加排练。演出服装也是自费购置的。前几年没有排练场地,便像打游击一样到处换地方,有时借个工棚也去,但同志们辛辛苦苦任劳任怨。艺术团没有固定办公室,没有交通工具,开会办公联络都在家里,他说他的家就是团里的办公室兼库房,所有材料奖状奖旗都收在他那儿。这几年社会一些单位捐助了三四万元,他们用来买了一台钢琴和手风琴,有时请人伴奏还须付劳务费。我说团员的年龄都大了,能不能解决每次演出的“打的”费呢?潘云说,由于经费有限,现在连月票也不能报销,但同志们毫无怨言。望着潘云一双被雨水浸透的鞋子,我很久说不出话来……

    鼓舞我们的是血染的风采

      晓植同志说,现在每当我唱起过去的歌时,就想起为共和国牺牲的同志,那时候经常急行军,不仅要走得快,还要穿过尸横遍野的战场,有时双脚都会踩在软塌塌的尸体上,子弹在头顶呼啸,肩上还背着东西。有一次我被派到一个连去工作,正碰上战斗,指导员派四个战士把我和炊事员送到“安全”地方,炊事员挑着锅碗瓢勺,一路对我说:你小小年纪就参加革命真不容易啊,我喜欢看你们演戏。说着就抢我的背包,说有我在,就不能让你自己背。抢过去就跑。就在这时一颗炮弹落在我们身边,击中了他的双腿,他顿时躺在血泊里,我们围着他万分着急,这时四面又响起了机枪声,一个战士背起他就跑。可这位老同志不停地喊,不要管我,你们快跑,你们年轻,革命路还长得很,快放下我!老战士的鲜血染红了我们跑过的路,那血淋淋的断腿和他声嘶力竭的呼声,使我悲愤交集……后来他喊着喊着就昏过去了,再也没有醒来。现在每当我唱起“我们无一个畏惧死亡,无一个怕为革命负伤,让子弹穿过我们的肩膀,让鲜血染红我们的胸膛。为革命新四军都有这样的勇敢”时,就会想起牺牲的战友,想起那位可亲可敬不知姓名的炊事员。

      说到这时,我注意到晓植的眼里还隐隐浸着泪水。

    吴运铎造“坦克”

      为庆祝抗战胜利50周年,那天我们单位给每人发一本革命歌曲,说是准备“七一”演节目。几个小年轻拥到工会主席那儿吵吵嚷嚷,说要配什么样的音响,买什么服装,请什么样的乐队,反正提了一大堆要求。既是演出,好像这要求也不过份,但我却不由自主地想起江苏省文化艺术研究所离休干部张良同志讲抗敌剧团的几件事。

      张良说,那时的敌后农村,物质极端匮乏,所谓剧团只有几块幕布、几根铁丝和几个轻便门框,照明是自做的煤油灯,服装是缴获日伪军的大衣和皮鞋,效果材料则是小孩玩的“响炮”,化妆品是红白黄蓝黑几种颜色与凡士林调制的油彩,眉毛胡子都用黑白毛线,再加上几件简单的乐器,总之,全部家当由一匹马驮着两个箩筐就可以了。每到一地演出,先要挖个土台子,然后找上几个大脸盆,倒上菜籽油,用棉花做成几个大灯捻点上火,再用几条床单做幕布,演出就开始了。有时大风一来,把石头压的幕布撕烂,油灯吹灭,台下也不乱,我们就要忙着再点灯支幕,有时戏没演完,部队就要出击,我们便灭灯收拾东西随部队前进。那时部队南征北战,演出需要什么都随时向老乡借,用后归还。

      记得演苏联大型话剧《前线》时,布景化妆效果等难度都很大,而当时条件又差,舞美的同志只能参考几本苏联旧画报,努力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要把中国人化装成苏联人,最难的就是大鼻子。用色彩明暗化妆就是不像,有人出主意用泡泡糖里的胶。于是我们从敌占区买了一些泡泡糖,让大家把吃剩的胶母交公。然后将一点一点胶母揉到一起,往鼻子上一块块贴,还真行!再搽上油彩就和整个面庞浑然一体了。可头发的颜色怎么办?那时既没假发又没染发剂,同志们就用黄红黑三种色粉调成棕色,把锌氧粉染透、晒干、研细过筛,色粉扑在头上,只弄得头皮很脏头发却不着色,于是又反复琢磨反复试验,终于色粉能附在头发上了。在做音响效果时,需要有坦克的声音,可连坦克都没见过,于是到兵工厂去请教吴运铎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把破铜烂铁装到子弹箱里,再把子弹箱吊起来摇晃撞击,还把铁链条一端固定在一块铁皮上,掀动铁链产生出钢铁滚动的声音,就是这些混合声音产生了类似坦克行进的音响,出色地完成了演出任务。

      今天,正是这些从戎马倥偬中走过来的老战士,又在中南海怀仁堂、钓鱼台国宾馆、首钢高炉旁、延安的麦田上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前不久,他们又在保定市连演五场,场场爆满,以至市文化局一位副局长都不得不打了“站票”。以一曲《我的祖国》、《金梭和银梭》而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徐有光说:虽然我们年龄越来越老,但精神却越来越足,不是发挥余热,是我们觉得热量还很多,只要群众喜欢,我就唱,一直唱到唱不出来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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